（一）首部

1.判决书字号
一审判决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04）朝民初字第21158号。
二审判决书：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5）二中民终字第00047号。

2.案由：侵犯著作权案。

3.诉讼双方
原告（上诉人）：张某，男，汉族，1955年10月17日出生，北京清华紫光传媒集团北京全景互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
委托代理人（一审）：刘瑛，北京市高博隆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一审）：戢羽，北京市高博隆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二审）：成某，女，汉族，1961年2月7日出生，中国政法大学教师。
委托代理人（二审）：卢兴国，北京市天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被上诉人）：王某，男，汉族，1957年3月11日出生，北京世纪星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崔振德，北京市天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郑光远，北京市天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被上诉人）：北京世纪星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白家庄东里1号院C座12F。
法定代表人：王某，北京世纪星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崔振德，北京市天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郑光远，北京市天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4.审级：二审。

5.审判机关和审判组织
一审法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林子英；审判员：李有光；代理审判员：谢甄柯。
二审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邵明艳；代理审判员：何暄、张晓津。

6.审结时间
一审审结时间：2004年11月16日。
二审审结时间：2005年3月20日。

（二）一审情况

1.一审诉辩主张
原告张某诉称：原告于1998年4月正式形成了《中华女子乐坊创意策划文案》（以下简称《策划文案》）和《北京中华女子乐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整合报告》（以下简称《整合报告》）。1999年初，被告王某主动与原告接触并骗取了《策划文案》及《整合报告》，王某在对其中的片断经过选择或者编排、对文字顺序加以前后调整、对个别表达加以扩展解释或缩写后，形成了《“女予十二乐坊”项目实施计划》（以下简称《实施计划》）。被告北京世纪星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星碟公司”）网站上和2004年3月第27期《中演月讯》杂志上所刊载的文章也是改编和汇编《整合报告》而成。王某及世纪星碟公司未经原告许可，对原告享有著作权的《整合报告》进行改编和汇编，且没有给原告署名，侵犯了原告对《整合报告》享有的署名权、改编权和汇编权。故请求法院判令王某和世纪星碟公司：停止侵权行为；在《中演月讯》上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43.27元。
被告王某和世纪星碟公司共同辩称：张某不能证明其是《整合报告》的著作权人，也不能证明涉案《实施计划》剽窃了《整合报告》，《中演月讯》上所刊载的涉案文章并没有王某和世纪星碟公司署名，故不同意张某的诉讼请求。

2.一审事实和证据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整合报告》是张某创作完成，包括思想内容（约360余字）、主管部门、公司名称、注册资金、经营范围、公司构成、公司各部门工作与任务7大部分。其中公司各部门与任务部分又包括中华女子乐坊形象定位（约440余字）、乐队编制、招生管理办法及工作任务和发展方向（5项任务）；音像事业发展部工作任务（10项任务）；CI设计、印刷制作中心工作任务；服装、服饰设计制作中心工作任务；形象设计中心工作任务；外联、广告工作任务；中华乐坊艺术学校管理办法发展方向7小部分。中华乐坊艺术学校管理办法发展方向没有具体内容。
世纪星碟公司和王某提供的《实施计划》包括：“女子十二乐坊”乐队名称、图文标识与释义及品牌的保护（约1700余字）；特点、宗旨及要求（约720余字）；演出范围、对象及发展动向；招聘人员类别及乐队编制；相关签约条款、待遇及工作薪金详细条款；艺术指导及乐团训练事宜条款等6部分。
经对比，《整合报告》是由公司名称、宗旨、经营范围以及业务定位等内容构成的一个成立公司的具体方案；而《实施计划》则是对女子十二乐坊名称、图文标志、演员形象定位的介绍，以及对具体节目内容的宣传。二者在篇章结构、全文基本内容及各部分内容、表达方式等方面均不相同，仅存在“女子”、“乐坊”等个别文字的相同。“乐坊”一词已于1991年在台湾地区被使用于“采风乐坊”。2004年3月第27期《中演月讯》杂志上所刊载的涉案文章没有王某和世纪星碟公司的署名。

3.一审判案理由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根据上述事实和证据认为：张某对《整合报告》享有著作权。《实施计划》和《整合报告》的内容完全不同，二者的篇章结构和具体的表达形式也不相同，虽然二者中都出现了“女子”和“乐坊”等字样，但“女子”是通用词语，而“乐坊”二字并非张某独创，故《实施计划》并非改编《整合报告》而成。王某和世纪星碟公司未侵犯张某对《整合报告》享有的改编权和汇编权。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中演月讯》刊载的涉案文章是王某或世纪星碟公司所发表，故王某和世纪星碟公司未侵犯张某对《整合报告》享有的署名权。

4.一审定案结论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十四）项、第（十六）项的规定作出判决：
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张某负担（已交纳）。

（三）二审诉辩主张

上诉人张某（原审原告）上诉称：（1）《整合报告》是为“中华女子乐坊”作品精心策划的实施计划，将《整合报告》与《实施计划》进行对比，缺乏合理性和公正性；（2）将《整合报告》和《实施计划》的形式当成内容进行比较是错误的，应就其实质内容进行对比；（3）张某请求法院保护的是“中华女子乐坊”作品的著作权，原审法院仅对作为作品实施计划的《整合报告》是否被侵权作出判决，与张某的诉讼请求毫无关系；（4）张某创作的作品是“中华女子乐坊”，是中国民族音乐新的表现形式，属于艺术作品。“女子十二乐坊”是将张某通过《策划文案》创作的“中华女子乐坊”作品搬上了舞台，整体地剽窃了张某的艺术创作；（5）“女子乐坊”一词不能割裂开，“乐坊”于1991年在台湾地区被使用于“采风乐坊”，并不能证明“女子乐坊”不是张某原创。

被上诉人王某和世纪星碟公司共同答辩称：（1）《策划文案》由张某与其他三人共同完成，张某不能单独主张权利，关于《策划文案》著作权纠纷案已由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另案审理，与本案无涉；（2）张某在原审诉讼中仅主张《整合报告》的著作权，并未提供“中华女子乐坊”作品，现张某在二审期间提出其对“中华女子乐坊”作品享有著作权的主张，不应属于二审法院的审理范围；（3）“中华女子乐坊”仅是张某准备成立乐队的名称，其不具备艺术作品的表现形式与内容，不是作品；（4）《整合报告》与《实施计划》均是文字作品，原审法院经对比，认为两篇作品在结构、内容表达方式等方面均不相同，该认定是正确的。

（四）二审事实和证据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1998年至1999年间，上诉人张某在《策划文案》的基础上创作完成了《整合报告》。在上述期间，上诉人张某与被上诉人王某相识，张某曾向王某介绍其关于成立“中华女子乐坊”乐队演奏民乐的创意。张某希望王某投资，双方合作，为此，王某接触了《策划文案》和《整合报告》。此后，王某未就成立“中华女子乐坊”与张某进行合作。2001年5月，王某与案外人孙毅刚为被上诉人世纪星碟公司创作完成了《实施计划》，随即世纪星碟公司成立了“女子十二乐坊”乐队，演奏新民乐，产生一定社会影响。
在原审诉讼期间，上诉人张某及其委托代理人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将《策划文案》和《整合报告》文字作品作为张某主张著作权的权利依据。鉴于张某是《策划文案》合作作者之一，其不能单独主张著作权，故原审法院进行了分案，将关于《策划文案》著作权受到侵害的诉讼主张另案审理，本案就被上诉人王某和世纪星碟公司提供的《实施计划》、《中演月讯》刊载的涉案文章及世纪星碟公司网站所载文字内容是否侵犯张某对《整合报告》文字作品所享有著作权的相关事实予以审理。
二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供的《中华女子乐坊创意策划文案》、《北京中华女子乐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整合报告》、《“女子十二乐坊”项目实施计划》、2004年3月第27期《中演月讯》杂志和相关媒体报道文章、世纪星碟公司相关网页等证据证明。

（五）二审判案理由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上述事实和证据认为：涉案《整合报告》和《实施计划》是文字作品，将二者进行整体上的比对，二者在篇章结构的编排、选择及文字的表达方面不相同，虽二者创作目的均是为了对成立女子乐团，演奏民乐的演出模式予以说明和实施，但由于二者中所涉及的演出模式包括创意和操作方法，总体上属于创意、构思或理念的范畴，不属于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作品保护范围。因此，在著作权法意义上，不能认定《实施计划》对《整合报告》构成剽窃、改编或汇编。
关于涉案作品中的“乐坊”一词，其词义本身表明一种音乐机构或同等含义，“女子乐坊”反映了女子乐队组合的特点，在有限的乐队组合形式中，“女子”与“乐坊”组词的表达方式，容易为常人所想到，因此，仅就涉案“女子乐坊”词汇而言，其仍不能受到我国《著作权法》的保护。涉案文章中使用“乐坊”和“女子乐坊”文字未构成侵犯张某对《整合报告》享有的著作权。
关于上诉人张某上诉所提其享有“中华女子乐坊”作品著作权的诉讼主张。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和基本原则，法院应在原告提出诉讼主张的事实范围内进行审理，做到诉审一致。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诉讼请求，如果调解不成，当事人应另行起诉。本案上诉人张某在原审诉讼中明确主张《整合报告》文字作品的著作权，其在二审诉讼中提出“中华女子乐坊”是其创作的作品，属于中国民族音乐新的艺术表现形式，被上诉人正在国内外演出市场表演的“女子十二乐坊”，是将“中华女子乐坊”作品搬上了舞台，整体地剽窃了上诉人张某的艺术创作等主张，属于增加的诉讼请求，应由另案解决。
《策划文案》并非上诉人张某独自创作完成，其不能就该作品单独主张著作权，原审法院将《策划文案》与《整合报告》分案审理，并无不妥。

（六）二审定案结论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五十六条、第一百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十四）项、第（十六）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的规定作出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均由张某负担（已交纳）。

（七）解说
本案涉及的关键问题是体现在张某《整合报告》中的“中华女子乐坊”是属于创意还是属于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女子十二乐坊”与“中华女子乐坊”之间是何种关系。
1.关于“中华女子乐坊”的性质认定问题
首先，谈及“中华女子乐坊”的性质问题，需要界定我国《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的含义和范围。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享有著作权的作品主要特征是要具有独创性、表现形式和可复制性。作品包括思想与表达，由于人的思维和创造力是无法限定的，因此著作权不延及思想，只延及思想的表达。这是目前得到认可的基本原则。1994年4月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第九条第二款明确规定：“版权保护应延及表达，而不延及思想、工艺、操作方法或数学概念之类”，首次明确了著作权保护表达，不保护思想。1996年通过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第二条对此也作了相同的规定。
确立上述原则主要是基于两点：第一，著作权立法的本意是促进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如果将思想视为某个人所专有，人们不能够随意交流和利用这种思想，必将给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造成极大障碍；第二，作品必须是能够为作者以外的人所感觉到，而思想是人类头脑中的思维活动，即使表达出来，也难以对其进行限定，无法对其进行版权保护。姚红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解释》，群众出版社2001年版，第54页。
综上，在《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中，不包括思想、方法、步骤、概念、原则或发现，无论上述内容以何种形式被描述、展示或体现。《著作权法》不保护创意或构思，著作权人不能阻止他人使用其作品中所反映出的思想或信息。
其次，涉案“中华女子乐坊”出自于张某的《整合报告》内容中，是一种女子乐团演奏民乐的演出模式，并不具有可限定的表达方式，因此该演出模式虽包含有操作方法，但总体上属于创意、构思或理念的范畴，不属于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作品保护范围。
第三，关于“乐坊”一词，其词义本身表明一种音乐机构或同等含义，以是否包含独创的思想表达为标准加以判断，“乐坊”一词，不受我国《著作权法》的保护。“女子乐坊”反映了女子乐队组合的特点，在有限的乐队组合形式中，“女子”与“乐坊”组词的表达方式，容易为常人所想到，因此，仅就涉案“女子乐坊”词汇而言，其仍不能受到我国《著作权法》的保护。
2.“女子十二乐坊”与“中华女子乐坊”之间的关系问题
如前所述，涉案“中华女子乐坊”指的是女子乐团演奏民乐的一种演出模式，“女子十二乐坊”是一支由12位年轻女子组成的乐团，演奏新民乐，在舞台表演上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二者均为乐队的一种演出模式，只是“中华女子乐坊”停留在策划、设计阶段，尚未付诸实施，而“女子十二乐坊”已经成立并付诸演出。如果“中华女子乐坊”属于创意的范畴，那么，“女子十二乐坊”沿用了“中华女子乐坊”中的创意，并由此获得了演出市场上经济利益。
虽然，创意属于思想范畴，不受《著作权法》保护，“女予十二乐坊”使用“中华女子乐坊”中的创意成分，不能视为侵犯著作权，但是，作为思想观念范畴的创意，却具有较大的商业价值，因此，应当赋予相应的法律保护。
美国各州法院通过判例确认一种思想观念提供权利益。所谓思想观念提供权，是指在他人未经许可而使用了权利人所提供的思想观念时，提供者可以依据合同关系或保密关系要求使用者给予相应的报酬。在使用者使用了有关的建议或想法后，拒绝向提出建议者支付报酬情况下，思想观念的提供者就可以依据合同关系或保密关系寻求法律的救济，获得相应的赔偿。
有关思想观念提供权的法律，仍然不提供对于概念、原则、公式的保护。从这个意义上说，把思想观念提供权称之为“创意提供权”或“点子提供权”，也许更为合适。③李明德：《美国对思想观念权的保护》，载《外国法译评》2004年第3期，第344页。
目前在我国，创意可以依据合同关系予以法律保护，在特定的情况下，恶意使用他人具有创意的经营理念、方法，可以适用不正当竞争的法律规范加以调整。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邵明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