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部

1．判决书字号：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09)民字第09513号。

2．案由：抚养费纠纷。

3．诉讼双方
原告：程某，男，汉族，住北京市宣武区。
法定代理人：李某，住址同上，系程某之母。
被告：程某1，男，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

4．审级：一审。

5．审判机关和审判组织
审判机关：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王建中；人民陪审员：于准鳌、卢瑞云。

6．审结时间：2009年9月23日。

(二)诉辩主张

1．原告程某诉称
原告之母与被告原系夫妻，1998年6月15日结婚，2005年6月经丰台区人民法院调解离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由于被告不育，双方均同意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以下简称北医三院)使用人类精子库的精子做试管婴儿手术。2005年5月北医三院为原告之母植入第一例胚胎。2005年8月，因胎儿发育异常，原告之母做了人工流产手术。2006年3月，被告给原告之母写了无条件保证配合完成试管婴儿相关手续的保证书。2006年5月，医院为原告之母植入第二例胚胎成功。2007年2月4日原告出生，相关手续中原告父亲的名字都是被告。原告母亲认为被告应当是原告法律意义上的父亲。原告出生后，被告不管不问，没有给付过一分抚养费，原告一直由母亲独自抚养。原告马上要上幼儿园，以后的成长过程将会产生较大的费用，既然被告当初同意原告的母亲生下原告，被告就是原告的父亲，应当承担抚养原告的责任。请求判令：1)被告给付原告出生起至起诉之日两年的抚养费共计24 000元；2)被告自起诉之月起每月给付原告抚养费2 000元。

2．被告程某1辩称
原告与被告没有关系，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三)事实和证据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程某1与李某原系夫妻关系，1998年6月15日登记结婚，2005年6月22日经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调解离婚。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由于程某1患有染色体异常，夫妻婚后一直未生育。后双方于2004年11月3日共同志愿在北医三院使用人类精子库精子实施人工授精治疗，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医院通过提取李某卵子和人类精子库的精子，共培植了三管胚胎。2005年5月，李某第一次植入胚胎，2005年8月因胎儿发育异常做了人工流产手术。2006年3月，程某1给李某写下保证书，承诺将无条件配合李某完成做试管婴儿手术的相关手续。2006年5月，李某在进行第二次胚胎植入手术前给程某1打电话让他到医院签字，程某1拒绝，并表示不同意李某继续植入。李某第二次植入胚胎时医院没有要求签署任何手续。2007年2月4日李某生下一子取名程某，并由李某抚养至今。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1．(2005)丰民初字第12774号民事调解书。
2．人工授精知情同意书。
3．程某1所写保证书，内容为“我承诺在李某做试管婴儿期间无条件配合她完成相关手续”。
4．程某出生的医学证明。
5．当事人的陈述及本院庭审笔录。

(四)判案理由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首先，李某与程某1均认可程某1并非程某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其次，虽然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均同意使用精子库精子实施人工授精治疗，但该期间李某植入胚胎失败，李某再一次植入胚胎并生下程某是在与程某1离婚之后。虽然程某1曾给李某写了无条件保证配合完成试管婴儿相关手续的承诺，但其实际上并未履行任何相关手续，而且李某再次植入胚胎前征求程某1意见时，程某1表示不同意。故李某离婚后单方进行胚胎植入手术与程某1无关，所生程某也与程某1无关。现程某向程某1主张抚养费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五)定案结论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驳回原告程某的诉讼请求。

(六)解说
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不断完善为治疗不孕不育症开辟了新的途径。但是，科学的发展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人工生育的方法逐渐增加引发了法学、伦理学等众多领域的新问题。
1．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
实践过程中，人工授精生育子女有以下几种：(1)同质人工授精所生育的子女，即使用丈夫的精子和妻子的卵子，实施人工授精，由妻子怀孕、分娩所生育的子女；(2)异质人工授精所生育的子女，即使用丈夫以外的第三人提供的精子(供精)与妻子的卵子，或使用丈夫的精子与妻子以外的第三人提供的卵子(供卵)，或同时使用供精与供卵，实施人工授精，由妻子怀孕、分娩所生育的子女，异质授精所生子女与父母亲至少一方没有血缘关系；(3)代理母亲所生育的子女，即由妻子以外的另一位女性代理怀孕、分娩所生育的子女。同质人工授精所生育子女生物学意义上的父母和法律意义上的父母完全重合，我国法律禁止代理生育子女的行为，以上两种在此不作讨论。结合本案，重点讨论异质人工授精所生育的子女的问题。
我国《婚姻法》对人工授精所生育子女的法律地位并没有明确规定，其他一些零星的规定只是散见于最高人民法院的文件和部门规章的部分条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以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的复函》规定：“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一致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应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父母子女之间权利义务关系适用《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卫生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中规定：医务人员有义务告知受者通过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后代与自然受孕、分娩的后代享有同样的法律权利和义务，包括后代的继承权、受教育权、赡养父母的义务、父母离异时对孩子监护权的裁定等；有义务告知接受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治疗的夫妇，他们通过对该技术出生的孩子(包括对有出生缺陷的孩子)负有伦理、道德和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有义务告知供精者，对其供精出生的后代无任何的权利和义务。
以上条款对异质人工授精所生育子女的法律地位作了充分肯定和保护，但是在保护的同时，又限定了严格的条件，一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二是“双方一致同意”，意在保护公众享受科学发展带来成果的同时规避可能引发的社会伦理危机。
2．程某1是否程某法律意义上的父亲？
(1)签署知情同意书的法律效力涵盖整个治疗过程。
受现有医疗技术条件的制约，供精人工授精治疗周期成功率为15%～25%，为取得成功要进行一个或多个周期的治疗，北医三院的知情同意书对此作了明确说明。也因为如此，医院为程某1和李某培植了三个胚胎，在有需要的情况下将三个胚胎“用尽”，才意味着整个治疗过程的结束。知情同意书对人工授精产生的法律后果和接受治疗的夫妇需要承担的法律义务作了明确说明，程某1和李某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的行为意味着他们对此明确知晓并表示同意，而签字的法律效力应视为涵盖了整个治疗过程。也正是因为此，李某做第二次植入胚胎时，医院并没有要求签署任何手续便给其做了植入手术。
(2)第二次植入手术前程某1的拒绝阻断了“签署知情同意书”对之后治疗过程的法律效力。
2005年6月，程某1和李某经法院调解离婚。2005年8月，因为第一次植入的胚胎发育异常，李某做了人工流产手术。李某主观上认为做第二次胚胎植入手术时仍然需要夫妻双方签字，所以让程某1签署了“保证书”，但是李某在做第二次胚胎植入手术前电话通知程某1医院签字，程某1明确表示了拒绝。程某1的拒绝阻断了知情同意书的签署行为对第二次胚胎植入的效力，李某在明知程某1不同意的情况下坚持植入第二例胚胎并生下程某，这一行为不满足“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和“双方一致同意”的任何一条。
综上所述，程某1既非程某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又非其法律意义上的父亲，对程某不应承担抚养义务。
3．现行人工授精手术实施过程中的法律漏洞。
前文已述，受现有医疗技术条件的制约，人工授精周期成功率较低，为取得成功要进行一个或多个周期治疗，加之受受孕、分娩等自然条件的时间制约，整个过程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时间周期，而在这漫长的时间周期中，原本“一致同意”实施人工授精的夫妻双方在数次植入胚胎之间可能会发生婚姻关系、个人意愿等多个因素上的变化，尤其是男方反悔的情况下，“一次签字不问其余”的做法显然为生下一个有母无父的孩子埋下了隐患。就像本案中李某在离婚之后坚持做了第二次胚胎植入，造成年幼的程某没有父亲的尴尬，这对孩子幼小的心灵造成的伤害不可估量，也可能引发一系列的社会伦理问题。也正是因为此，相关部门应加强立法，医疗机构也应当在将操作程序规制得更加严密，避免类似的尴尬再次发生。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乔学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