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裁判书字号
一审判决书：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1997）静刑初字第297号。
二审裁定书：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1998）沪二中刑终字第210号。

2.案由：王某等伪造金融票证案。

3.诉讼双方
公诉机关：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周晔。
被告人：王某，男，1968年5月16日生，汉族，江苏省仪征市人，中专文化程度，原系上海国际贵都大饭店财务人员，住上海市。1997年3月19日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5日被逮捕。
辩护人：曾琪，上海市捷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翁某（系被告人王某之妻），女，1968年12月25日生，汉族，广东省潮阳市人，初中文化程度，原系上海静安希尔顿酒店收银员，住上海市。1997年3月19日因本案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赵国俊，上海市捷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上诉人）：董某，男，1971年3月23日出生，汉族，浙江省镇海市人，大学文化程度，原系上海静安希尔顿酒店收银员领班，住上海市。1997年3月19日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5日被逮捕。
辩护人：翟建，上海市明日律师事务所律师。
樊云，上海市淮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4.审级：二审。

5.审判机关和审判组织
一审法院：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汪衍平；审判员：芮志平；代理审判员：姜灏。
二审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毛国芳；审判员：沃春芳；代理审判员：王承晔。

6.审结时间
一审审结时间：1998年5月6日。
二审审结时间：1998年7月23日。

1.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指控称
被告人王某、翁某于1996年11月通过同学王某1（在逃）认识了蒋某（在逃），商定由蒋某提供窃取信用卡信息资料的专用工具“读码机”，由翁某利用其担任上海静安希尔顿酒店收银员工作中接触外汇信用卡的机会，在客人使用信用卡结算时，秘密通过“读码机”窃取信用卡磁条上的信息。蒋某答应窃取一张信用卡磁条信息，支付人民币500元。同年12月，被告人王某将从蒋某处取得的“读码机”交给翁某。至1997年1月，被告人翁某伙同被告人董某，先后数十次秘密使用“读码机”窃取在希尔顿酒店小商店、餐厅、咖啡厅使用信用卡消费的客人的信用卡磁条上的信息，然后通过被告人王某将该“读码机”交还蒋某。蒋某为此支付人民币2万元作为报酬，王某、翁某分得7000元，董某分得1.3万元。后蒋某将该“读码机”传至境外，并制成伪卡在日本消费，致使发卡银行损失22.3余万港元。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为谋取非法利益，秘密窃取他人信用卡信息，其行为发生在刑法修订前，在实践中可按盗窃处理（像盗窃图纸和其他技术资料），但在刑法修订后，新刑法中已有独立的罪名，故应以侵犯商业秘密罪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2.被告人的答辩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
三名被告人均认为，他们受利益诱惑，窃取信用卡信息是事实，但当时只知道是“搞市场调查”，不知是为了伪造信用卡。
被告人王某、翁某的辩护人认为：检察机关对三名被告人的行为按1979年刑法认定为盗窃罪，然后又根据现行刑法将盗窃罪改为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做法不妥，与我国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相悖。
被告人董某的辩护人认为：董某无罪。

1.二审诉辩主张
一审法院判决后，被告人董某不服，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董某的上诉对原审判决认定其窃取信用卡信息的事实不持异议，但认为原审判决认定其犯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定性与适用法律不当。董某还提出，原判认定其“明知用非法手段获取客人的信用卡磁条信息并提供给他人，可能会损害权利人的利益，而仍然为之，为他人实施伪造信用卡犯罪提供帮助”，缺乏事实依据。当初其只被告知是搞市场调查，且不明知“读码机”的用途，根本无法预见可能会造成的损害结果。原审判决对公诉机关指控的蒋某将“读码机”传到境外，制成伪卡在日本消费，致使发卡银行损失22万余港元一节不予认定，却认定本案被告人“为他人实施伪造信用卡犯罪提供帮助，是伪造信用卡整个犯罪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认定不仅自相矛盾而且缺乏事实依据。其窃取信用卡信息的行为与伪造信用卡有质的区别，应当属于民事纠纷。原判以其上班时间表和考勤卡作为证据，而没有其他有力证据，是重口供轻证据，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本案发生在修订后的刑法实施以前，应适用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因法律滞后而造成本案的似是而非，其后果不应由被告人承担。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因此他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董某的辩护人认为：董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本案没有证据能证明董某已预见到危害结果的发生。董某是受翁某所托，搞市场调查，对于其行为的后果，董某主观上是不明知的，故其没有犯罪故意，属于被诱骗参加犯罪。原判认定其为伪造信用卡犯罪提供帮助，但无证据证明是主动提供帮助，根据修订后的刑法规定，被诱骗参加犯罪的不构成犯罪。在客观方面，本案被告人是有“拉卡”的行为，但没有证据证明其窃取的信用卡信息在境外被制成伪卡，其行为在客观上缺乏犯罪构成要件。辩护人还提出，本案不是一个简单的案件，在定性上有着不同的看法，仅从伪造信用卡数个环节中的一个环节去定罪，不符合犯罪构成的规定。如果定罪，应考虑被告人的态度，建议对董某适用缓刑。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定性正确，审判程序合法。被告人窃取信用卡磁条上的信息，除了伪造信用卡以外，没有其他合法用途。窃取信用卡信息的行为是伪造信用卡犯罪行为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行为犯，只要实施了窃取信用卡信息的行为，就构成犯罪。被告人为获取非法报酬而实施“拉卡”行为，主观上具有犯罪的直接故意，其行为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原审判决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并无不当，建议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二审事实和证据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原审判决认定的被告人王某、翁某、董某为贪图钱财，用“读码机”秘密窃取持卡人信用卡磁条上的信息资料，并将这些资料交与蒋某，换取蒋某给予人民币2万元报酬的事实清楚。三名被告人归案以后，对上述窃取信用卡信息的事实均供认不讳，且各人的供述能相互印证。二审庭审中董某、王某和翁某对原审判决认定的其窃取信用卡信息的事实也不持异议。在一审、二审庭审中，董某、王某和翁某均提出，原以为“拉卡”是搞市场调查，董某提出其主观上没有伪造信用卡的犯罪故意，但均未提供相应的证据。
对于“拉卡”的用途，董某归案后在公安机关的第一次讯问中明确供认，当时翁某不肯说“拉卡”派什么用场，只告诉他有专人送到香港去。对此，他觉得不安全，风险很大。但翁某认为不要紧，即使被人知道，也没有证据。根据翁某在公安机关被讯问的全部记录，从王某1约王某到城市酒店谈“拉卡”，至王某将“读码机”交还给蒋某并收取人民币2万元报酬，翁某对“拉卡”的全过程作了供述，从未提到“拉卡”是搞市场调查，也未讲到曾经告诉董某“拉卡”是搞市场调查。在归案后的第一次讯问中，公安人员问翁某是否知道蒋某叫她“拉卡”作何用，翁供认“肯定不是正当行为”。同日第二次讯问时翁供认，蒋某没有跟她说为何“拉卡”。在1997年6月9日的讯问中，公安人员问翁某是否问过王某1“拉卡”的目的，翁供认王某1边上的一个人叫她不要多问，王某1让她“拉卡”时不要让单位同事及持卡人知道。根据被告人王某归案后的最初供述，蒋某没有告诉他“拉卡”作何用，好像是准备卖给别人，只要求不要让客户知道。在1997年4月7日的讯问中，王某第一次供认，王某1和另一个人对他说是搞市场调查，但这一供述，与翁某所作供述相矛盾。董某在1997年6月5日的讯问中第一次供认，翁某第二次将“读码机”交给他时，讲“拉卡”是作一个信用卡使用的市场调查，但这一供述不能与翁某在公安机关的供述相印证，也与翁某在一审、二审庭审中所作的“一开始就告诉董是搞市场调查”的供述相矛盾，而且还与董某自己以前所作的供述相矛盾。根据三名被告人关于“拉卡”过程的全部供述，从对言词证据取得的合法性、言词证据形成的合理性判断，他们在第一次讯问中，各自所作的能相互印证的供述最具真实性，依法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有效证据。三名被告人关于“拉卡”是为了“搞市场调查”的供述，不仅彼此存在矛盾，而且还自相矛盾，缺乏真实性，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有效证据。原审认定事实的证据确实、充分。
二审查明的证据与一审查明的证据相同。

3.二审判案理由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被告人明知“拉卡”是违法行为，因贪图非法利益而秘密窃取客户信用卡磁条信息并提供给他人，属于为他人伪造信用卡犯罪提供帮助，依法构成伪造金融票证罪。被告人关于其原以为窃取信用卡信息是搞市场调查的辩解缺乏事实依据。原审法院认定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亦无不当。

4.二审定案结论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作出如下裁定：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