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部

1.判决书字号：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00）静民初字第1639号。

2.案由：国际航空旅客运输损害赔偿纠纷。

3.诉讼双方
原告：陆某，女，1953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址在安徽省合肥市。
诉讼代理人：段爱群，上海市华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诉讼代理人：陈钧，上海市华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住所地：美国芝加哥（11555 W.T OUHY.ARE.GHICA-GO IL.60666 U.S.A），上海办事处住址：上海市南京西路1XX6号上海商城204室。
法定代表人：詹某（J）。
诉讼代理人：金玉来，上海市凯荣律师事务所律师。
诉讼代理人：单少芳，上海市凯荣律师事务所律师。

4.审级：一审。

5.审判机关和审判组织
审判机关：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徐蓓娃；审判员：陈筱洁、谭永玮。

6.审结时间：2001年11月26日。

（二）诉辩主张

1.原告诉称：原告于1998年5月12日乘坐被告班机，经停日本东京成田机场时，因飞机的左翼引擎起火，原告在撤离过程中受伤，被送至日本成田红十字医院救护，经摄片显示：原告右踝部内、外、后三踝骨折伴移位，但成田红十字医院未做特殊处置。5月14日，原告在香港医院检查，发现伤肢局部发炎，不能立即进行手术，在征得被告同意后，原告于5月16日回国住进安徽省立医院治疗，先后于1998年5月27日、12月10日两次进行手术治疗。1998年12月22日，原告出院，但其右下肢一直肿痛且行走不便，经MRT扫描发现右膝关节半月板损伤。经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医鉴定中心鉴定，原告现遗右踝关节活动功能部分丧失。造成终身残疾及创伤性关节炎；右膝半月板损伤，右髋部屈仲肌腱损伤，右腓总神经损伤，符合急滑扭挫所致，现遗功能性障碍，待适当时机再行“半月板切除术”，手术效果难以肯定。原告认为被告造成原告伤残且经济损失惨重，经多次与被告协商无果，遂根据《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以下简称《华沙公约》）、《修订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二日在华沙签订的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的议定书》（以下简称《海牙议定书》）的规定，基于《蒙特利尔协议》所规定的75000美元的赔偿责任限额，要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伤残补助费及生活护理费计75000美元。诉讼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要求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关于旅客责任的承运人间协议》、《关于实施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承运人之间的措施的协议》（两协议合称为《吉隆坡协议》）所规定的100000个特别提款权（约合132099美元）赔偿责任限额的规定，判令被告赔偿伤残损失费、护理费、精神损失费及律师费等共计为132099美元。

2.被告辩称：对原告因被告飞机左翼引擎发生故障，在撤离飞机时不幸受伤，造成右腿踝骨骨折的事实不持异议。作为事故的责任方，被告积极配合原告治疗，已支付医疗费用86748.10元，但原告在事故发生半年之后提出其右膝半月板损伤，则无法证明与这次航空事故有关联。对于原告提供的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书，被告认为该鉴定非法院依法委托进行的鉴定，故请求本院对原告的伤害情况重新进行司法鉴定。对于本案的法律适用，被告认为《吉隆坡协议》仅是作为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成员的承运人之间订立的内部协议，原告作为一名旅客，并非该协议的签约主体，且该协议的内容也未纳入旅客运输合同之中。同时该协议既不是国际惯例，也不是国际条约，根据中国法律条文援引的国际条约、国内法、国际惯例的顺序，原告无权引用《吉隆坡协议》向被告提出索赔，本案应适用《华沙公约》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的规定。对于赔偿标准，被告认为原告将《吉隆坡协议》中的100000个特别提款权理解为对旅客的赔偿责任是错误的，100000个特别提款权只是承运人实行客观责任制和是否行使责任抗辩的数额界限，故本案应以法院委托的上海市人身伤害司法鉴定专家委员会作出的鉴定书所确定的伤残标准为依据，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原告进行合理的赔偿。

（三）事实和证据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原告于1998年5月12日乘坐被告UA801班机由美国夏威夷经日本飞往香港，该机在日本东京成田机场起飞时，飞机的左翼引擎发生故障，原告在紧急撤离过程中受伤，被送往成田红十字医院救护，经该院摄片诊断为右踝骨折。5月14日，原告在香港伊丽莎白医院作检查，检查结论为右踝侧面局部发炎，不能立即进行手术。原告征得被告同意后，于5月16日入住安徽省立医院治疗，该院诊断为：原告右侧内、外、后踝骨折伴粉碎性移位。5月27日，该院为原告进行了切开复位+松质骨螺钉+克氏钉内固定手术，术后用石膏固定患肢。7月30日，原告出院。11月25日，原告因右髋关节活动受限，右踝关节仍轻度红肿再次至安徽省立医院住院治疗，12月10日，该院为原告进行右踝内固定螺钉取出术。1998年12月22日，原告出院，休息至1999年3月底。期间原告工资收入由原每月人民币12400元减至人民币1255元，实际每月减少人民币11145元。原告受伤住院期间，聘用两名护工护理，出院后至上班期间，聘用一名护工护理。原告受伤后，被告致函原告，表示事故责任在于被告，并于1998年5月20日、1998年6月17日、1998年12月7日、1999年1月6日分4次向安徽省立医院汇款人民币91631.50元，承担了原告2次手术的医疗费用计人民币86748.10元，余款被告亦已与安徽省立医院结清。1999年9月2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接受原告委托，对原告受伤情况进行司法技术鉴定，鉴定结论为：原告右踝内、外、后三踝骨折（粉碎性），符合急滑扭挫所致，现遗右踝关节功能部分丧失，造成终身残疾及创伤性关节炎；原告右膝半月板丧失、右髋部屈伸肌腱损伤，右腓总神经损伤，符合急滑扭挫所致，现遗功能性障碍，必须进行相应的功能锻炼及物理治疗。待适当时机再行“半月板切除术”及“神经、肌腱松解术”等对症治疗，但手术效果难以肯定。之后，双方就赔偿事宜多次交涉，但终未达成一致意见，原告遂起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按照《吉隆坡协议》规定的100000个特别提款权（即132099美元）承担赔偿责任，判令被告承担护理费人民币14300元（含护理人员的交通费用人民币7800元）、原告误工损失人民币105877.50元、原告不能胜任岗位工作造成的工资损失人民币153750元、原告不能担任总经理职务的损失人民币713700元、精神安抚费人民币50000元、目前至70岁的护理治疗费人民币138000元、律师费人民币66299元、律师差旅费人民币30000元，并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审理中，被告对原告委托的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所作的鉴定结论有异，并要求本院重新鉴定，故本院依法委托上海市人身伤害司法鉴定专家委员会对原告右下肢的损伤情况和伤残级别进行司法鉴定。鉴定结论为：（1）原告因航空事故致右踝三踝骨折伴关节半脱位，现右踝关节活动受限，丧失功能50%以上，长距离行走受限，参照《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4.9.F及附录A8之规定，综合评定为Ⅷ级伤残；（2）根据被鉴定人的伤情，可酌情给予营养3个月，护理3个月；（3）被鉴定人右膝关节麦氏征及过伸试验均阴性，送检的MRI片示未见半月板撕裂征象，仅为退行性变，与本次航空事故无直接的因果关系。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1.原告乘坐的被告UA801航班飞机票，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国际航空旅客运输合同关系。
2.原告就诊治疗的一组证据：（1）日本成田医院的就诊记录；（2）香港伊丽莎白医院的报告；（3）安徽省立医院的就诊报告；（4）安徽省立医院所做的1998年7月30日原告第一次出院小结及1998年12月22日的原告第二次出院小结，该组证据证明原告受伤治疗的情况。
3.安徽省立医院证明一份，证明被告在原告受伤后支付人民币90000元至该院，作为原告的医疗费用。
4.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于1999年9月2日作出的鉴定结论，证明被告的损害事实造成原告受伤的严重程度。
5.原、被告之间的一组往来信函计十七份，证明原、被告曾就原告受伤后的索赔事宜进行过多次交涉，但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
6.原告聘请律师合同一份，证明原告支付律师费人民币66299元、支付律师差旅费人民币30000元。
7.被告电汇凭证四份、安徽省立医院医药费收据两份，证明被告为原告支付医疗费人民币86748.10元。
8.上海市人身伤害司法鉴定专家委员会伤情鉴定结论，证明半月板损伤与本次航空事故无直接的因果关系。

（四）判案理由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根据上述事实和证据认为：原告购票并乘坐被告的航空班机，即与被告建立了国际航空旅客运输合同关系，作为承运人，被告理应及时、安全地将旅客送达至目的地，这是承运人不可推卸的义务，本案被告的班机在经停地发生故障，致原告在紧急撤离过程中右踝部位受伤，给原告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也使原告的工作受到一定的影响，事故的责任在于被告，被告理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原告因乘坐被告班机受伤致残而向被告进行索赔，对被告而言，产生了合同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竞合。受害方有权选择侵权方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现原告虽然要求被告承担合同责任，但在整个诉讼中，原告又一再要求被告承担精神安抚费人民币50000元。从原告上述诉讼请求来看，原告对被告承担的责任请求的选择是不确定的。根据我国的审判实践，对责任的竞合有一定的限制，除当事人明确选择外，当违约行为造成受害人人身伤亡和精神损害的，当事人之间虽然存在合同关系，也应尽可能地按侵权责任来处理。因为合同责任主要是对财产损害的赔偿，不包括对人身伤害和精神损害的赔偿，并不能对受害人所造成的人身伤害、精神损害进行救济，故只能通过侵权损害赔偿对受害人提供救济。因此，本案按照侵权责任处理，更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对受害人的权益保护也更为充分。现被告对原告提出的每月的护理费人民币500元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可；对护理人员的每月伙食费人民币600元，因护理费人民币500元的标准，已包含了伙食和交通等费用，且符合安徽省当地护工市场的一般标准，故不应再另外付其他费用。原告住院手术期间聘请2人护理，出院后聘请一人护理，并无不当。对原告主张的护理人员交通费人民币7800元的诉请，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且该诉请也不符合市场的一般要求，故本院不予支持。对原告的误工损失人民币973327.50元的诉请，因原告自1998年5月受伤至1999年3月该段期间需要治疗休养而不能上班，工资损失确实存在，且原告也提供了有关工资证明及税务证明，故对原告此阶段的工资损失105877.5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原告提出的1999年3月至2001年4月因不能正常上班、胜任岗位职责而造成的153750元工资损失及不能担任总经理而造成的713750元工资损失，因原告经必要的治疗休养后，自1999年3月底已经开始上班，且原告的伤残程度与其不能胜任总经理之间无直接的因果关系，故对原告不能正常上班、胜任岗位职责而造成的153750元工资损失及不能担任总经理而造成的713750元工资损失部分，本院不予支持，但考虑到原告的伤残后果，给原告今后的工作和生活确实带来了诸多不便与困难，故被告应按原告的工资标准酌情支付原告伤残补偿费计人民币186000元。由于被告的行为给原告带来了一定的身体与精神上的痛苦，对原告要求赔偿精神抚慰金人民币50000元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原告要求今后20余年的护理治疗费人民币138000元的诉请，缺乏事实依据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原告聘请的律师费用人民币66299元和律师差旅费人民币30000元的诉请，因原告、被告在机票背面的条款中约定的75000美元的数额中包含了律师费用，故根据双方约定，对原告诉请的律师费用可以支持，但具体数额应根据本院支持原告诉请的金额，按照有关规定计算，故被告应承担原告的律师费用为人民币16595.10元、律师差旅费人民币11802.50元。原告住院期间医疗费人民币86748.10元，被告已经支付，本案不再处理。

（五）定案结论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二条，《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第一条第一款、第十七条，《修订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二日在华沙签订的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的议定书》第三条、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被告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陆某护理费人民币7000元、误工费人民币105877.50元、伤残补偿费人民币186000元、精神抚慰金人民币50000元。
2.被告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陆某聘请律师的代理费人民币16595.10元、律师差旅费人民币11802.50元。
本案鉴定费人民币11243元、实际执行费人民币6000元，由被告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承担（被告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已支付）。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5492.11元，原告陆某承担10161.33元、被告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承担5330.78元。

（六）解说
本案是上海市首例适用国际公约审判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涉外航空旅客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案件的争议焦点是法律适用和赔偿限额的问题。现就该争议作以下评析。
1.法律适用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可见，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适用顺序为国际条约、国内法、国际惯例。作为国际条约的1929年《华沙公约》和1955年的《海牙议定书》，我国和美国都是成员国，故本案应首先适用《华沙公约》和《海牙议定书》的有关规定。依当事各方的约定，凡始发地、目的地分别在两个缔约国境内的，符合《华沙公约》意义上的“国际运输”，而约定的依据是以运输凭证上的载明的为准。
《华沙公约》第二十四条规定：凡属要适用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的案件，任何损害赔偿诉讼，不论其根据如何，只能依本公约所规定的条件与限制提出。凡属要适用第十七条的案件，上款规定同样适用，但这并不妨碍对于谁是有起诉权的人以及他们各自有哪些权利等问题的确定。这里明确了凡属该范围内的损害赔偿，只能适用《华沙公约》，排除了另外适用一国国内法的可能。而且，不论是根据合同还是侵权行为起诉的，一律适用《华沙公约》。在英美法系的国家中，航空运输中发生的损害赔偿都以侵权行为来处理，这主要因为合同法规则比侵权行为法规则较严。法院从保护旅客的人身和财产利益的安全，一般应适用侵权行为法则为处理规则。
而《吉隆坡协议》作为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成员的承运人之间的协议，虽已生效，但由于其内容未被本案当事人作为合同的特别约定予以适用，故对本案没有约束力。从本案的实际情况而言，双方当事人已经对法律的适用有了特殊的约定。原告购买的被告飞机票背面条款明确载明“责任范围国际旅客须知”，该须知明确《华沙公约》的规定可适用于整个旅程，该机票上的特殊约定符合《华沙公约》的有关规定。因此，就本案的法律适用而言，应当适用《华沙公约》及修订的有关规定。
2.赔偿的限额问题。
《华沙公约》第二十二条规定：在旅客运输中，承运人对每位旅客的责任，限制在125000法郎的数额。凡依受理法院地位可用分期付款方式赔偿损失者，该付款的本金的相当值不得超过125000法郎。但是，承运人和旅客得以专门协议约定一个较高的责任限额。我国于1975年8月加入的修订华沙公约的《海牙议定书》该第十一条规定：载运旅客时，承运人对每一旅客所负的责任以250000法郎为限。如根据受诉法院可用分期付款方式赔偿损失时，则付款的本金总值不得超过250000法郎，但旅客得与承运人以特别合同约定一较高的责任限度。
本案的赔偿标准则依照了上述中美两国加入的国际公约，按当事人间以合同形式所作的特别规定为依据。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即机票载明的“责任范围国际旅客须知”明确：《华沙公约》的规定可适用整个旅程，包括任何完全在原国籍国或目的地国家内的部分。对于到达、发自或在美国的得到同意的地方旅行的旅客，条约和包含适用运费率的特殊运输合同规定了某些航空公司，这些特殊合同的当事人，对于旅客死亡或人身伤害的责任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已探明的损失不超过每位乘客75000美元，到达这种限度的责任与公司方是否有过失无关。上述75000美元的责任限度包括法律收费和费用。该约定符合《海牙议定书》有关旅客可以与承运人以特别合同约定一较高的责任限额的规定。本着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对原告的赔偿数额应确定在75000美元以内。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对人身伤害的赔偿应以实际损失为依据，对原告损失的合理部分应予以支持。因此，对原告诉请的护理费、误工费、伤残补偿费中的合理部分，法院予以支持。由于原告、被告在机票背面的条款中约定的75000美元的数额中包含了律师费用及被告对原告身体与精神上带来的痛苦，故对原告诉请的律师费用及赔偿精神抚慰金一节，法院酌情予以支持。
（谭永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