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判决书字号
一审判决书：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00）邢民初字第3号。
一审重审判决书：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邢民一初字第8号。
二审判决书：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4）冀民一终字第38号。

2.案由：因医院输用私采血导致感染艾滋病索赔案。

3.诉讼双方
原告（反诉被告、上诉人）：王某，男，系死者靳某的丈夫，1968年出生，汉族，河北省武安市农民，住本村。
原告（反诉被告、上诉人）：王某1，女，1997年出生，汉族，系王某的女儿。
原告（反诉被告、上诉人）：王某2，男，1991年出生，汉族，系王某的儿子。
原告（上诉人）：靳某1，男，1941年出生，汉族，农民，河北省武安市人，系死者靳某的父亲、王某的岳父。
原告（上诉人）：王某3，女，1939年出生，汉族，河北省武安市农民，系死者靳某的母亲、王某的岳母。
王某1、王某2的法定代理人：王某。
原告五人诉讼代理人：刘巍，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律师。
原告五人诉讼代理人：刘秀玲，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法律工作者。
被告（反诉原告、上诉人）：沙河市康泰医院。住所地：河北省沙河市显德旺镇。
法定代表人：石某，院长。
诉讼代理人（一审）：王某4，女，原沙河市康泰医院院长，现系医生。
诉讼代理人（一审）：闰泽平，河省邢台市甲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诉讼代理人（二审）：王某4，女，原沙河市康泰医院院长，现系医生。
诉讼代理人（二审）：杨志军，河北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

4.审级：一审重审、二审。

5.审判机关和审判组织
一审法院：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马维东；审判员：张学东、褚秀娟。
一审重审法院：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重审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吴章彬；审判员：董建一、田芳。
二审法院：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张学义；代理审判员：李俊杰、胡华军。

6.审结时间
一审审结时间：2001年10月15日。
一审重审审结时间：2003年12月18日。
二审审结时间：2004年4月29日。

1.原告王某等五人诉称：王某的妻子靳某于1997年7月30日因待产住进沙河市康泰医院。1997年8月1日生下女婴王某1，1997年8月4日，康泰医院为靳某输B型血400毫升后出院。1999年4月，经北京地坛医院等部门检测证实靳某感染艾滋病病毒，同年5月16日，靳某死于家中。经有关部门调查核实，靳某在康泰医院所输血是该院违规私自采的血，采血前未对献血源进行健康检查，导致靳某感染艾滋病病毒。王某1自出生后一直由母亲靳某哺乳喂养，由此也被感染。请求医院赔偿靳某的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误工费、丧葬费、死亡补偿费、两个孩子生活费、靳某父母生活费、精神损失费及王某1今后医疗、护理、营养费等共计15 387 692元。

2.被告辩称：靳某确曾在我院分娩并输血，医院也确实存在违规采血问题，但所采血来源于健康人体，经调查核实并检测供血者杨某无任何传染病，靳某死于艾滋病与医院为其输血不存在因果关系，原告所诉没有证据证实靳某患艾滋病系血液传染，也没有证据可以排除其他渠道（如性行为、注射、吸毒等）传染的可能。靳某从输血到死亡不足2年时间，有悖于该病发病的一般规律，故原告所诉不能成立。另外，康泰医院对其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及王某1的户口等问题提出异议并反诉称，王某一方在没有充分证据证实康泰医院对靳某的死亡应当承担责任的情况下，极不负责任地在新闻媒体上作不实披露，已严重地侵害了医院的声誉，要求王某一方赔礼道歉、恢复名誉、赔偿损失。

1.二审诉辩主张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诉称：（1）康泰医院的租赁经营主体已依法变更，医院不应继续作为本案的被告参加诉讼，原承租人王某4在租赁经营期间的民事责任应由王某4承担。（2）原审法院认定靳某、王某1感染艾滋病与在康泰医院输血具有因果关系与事实和证据不符。靳某在康泰医院输血，有充分证据证实血液的提供者刘某就是杨某，杨某的血液是健康的，靳某不可能因接受杨某血液而感染艾滋病。（3）武安市卫生防疫站“追访报告”中证实靳某在生女婴后即出现“双乳肿痛、口腔溃疡”等艾滋病早期症状，且靳某所生活的武安矿区生活环境十分复杂，具有多种途径感染艾滋病的可能。（4）原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不当，该司法解释于2002年4月1日实施，此前本案尚未审结，本案不适用该司法解释中举证责任倒置的有关规定。（5）王某1所在的武安市是省确定的艾滋病重点感染区之一，按有关文件规定，王某1属于免费检测、免费治疗的对象，原审法院对此规定不予采信不当。此外，沙河市卫生局已有调查报告认为与医院输血无关，应据此认定事实。王某1“出生医学证明”是邑城镇卫生院所出，不能证明王某1是王某的妻子在我院所生；靳某从我院出院不久，即在一乡镇医院行绝育手术，此前治病打针也使用过共用注射器，存在传染艾滋病多种渠道的可能。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王某等五人诉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但判决康泰医院赔偿原告的经济和精神损失与原告的请求相差太多，不足以弥补给其造成的医疗经济损失和极其严重的精神损害。请求法院：（1）维持原判第一项；（2）变更原判第二项为判决生效后康泰医院给付王某1医疗费、检查费20万元，从2002年10月始每年预付治疗费20万元至治愈时止；（3）将原判第三项赔偿上诉人精神损失费增加至25万元（其中靳某法定继承人10万元，王某115万元）；（4）给付王某1护理费76 000元（3 800元/年×20年）、营养费109 500元。

2.二审事实和证据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第一，关于王某1是否为靳某在康泰医院所生女婴问题。根据康泰医院请求调取王某1上户口时的相关证据的书面申请，本案从武安市邑城镇公安派出所调取了下列证据：（1）王某1出生医学证明记载，1997年8月1日出生“外地”，该证明系武安市邑城镇卫生院于2002年6月20日补办。（2）1996年9月19日，计划生育部门给王某、靳某发的二胎生育证，该证载明该夫妻于1997年8月1日于康泰医院生一女婴。（3）2002年6月20日，武安市邑城镇三街村委会给武安市邑城镇公安派出所的证明，载明：“王某夫妻于1997年8月1日生育女孩取名王某1，见信后请上户口。”镇政府计生办在该证明上写“同意上户口”并盖章。（4）邑城镇卫生院有关人员在法院调查时证明：王某1不是在我院出生的，给她补办手续为的是上户口方便。王某对此解释为，孩子在康泰医院出生后未给开出生医学证明，后一直忙着给妻子看病，找有关部门反映问题、打官司，孩子上学前班要户口，为上户口，村里给出证明，镇卫生院才给补办了出生医学证明。
第二，关于艾滋病的潜伏期问题。康泰医院提交2003年9月29日其诉讼代理人走访胡翔鹄（原北京佑安医院院长、教授、北京性病防治所所长、北京性病艾滋病协会常务理事）的笔录称，输血感染艾滋病后都有潜伏期，平均为4.5年左右。经查，胡翔鹄教授编写的《艾滋病防治100问》一书，其中对于艾滋病的潜伏期问题表述为：“从科学态度出发，真正的潜伏期就是1年～12年，平均6年”，“医学界认为，潜伏期长短与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剂量有关，经输血感染的剂量一般较大，所以潜伏期相对短。”（3）关于艾滋病患者的检疗费用负担问题，康泰医院称国家已实行“四免一关怀”政策，本医院不应再承担王某1今后医疗护理等费用，本院经向有关部门调查核实，按照武安市当地规定，除艾滋病检测免费外，如果使用抗艾滋病毒药物，因该药物具有不同程度的副作用，所以，对能否服药及在服药期间都需定期进行必要的体检、化验，这些花费需个人负担。该项目仅免费提供抗艾滋病药物，所有其他用药，包括任何原因的住院治疗用药也需个人负担。

3.二审判案理由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为确保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应当在当事人之间公平、合理分配对案件事实的举证责任。在因医疗行为而引发的患者一方提出的侵权损害赔偿诉讼中，根据医疗行为的专业性特性并结合长期司法实践经验，应由患者一方就存在医疗行为并受到损害承担举证责任，由医疗单位就其医疗行为不存在过错或其医疗行为与患者一方的损害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就本案而言，靳某在康泰医院输血无争议，且确系感染了艾滋病已死亡以及王某1亦感染了艾滋病能够证实，据此王某一方已经完成了在本案应当承担的举证责任。康泰医院应就输血与感染艾滋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进行证明。医院主张输血卡上登记的“刘某”就是杨某，有其姐杨某1的证明，而且血液也是健康的，杨某也自认就是“刘某”，但是，由于杨某1作为该院化验员，在此次采输血过程中故意违反国家的禁止性规定，其本人不仅有重大过错，而且还可能基于康泰医院对王某一方的民事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因此，她本人与本案有重大的利害关系，在没有其他证明杨某献血的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对杨某1的指认和杨某的自认均难以采信。况且，杨某1、杨某姐弟二人在前后几次作证中，或者说杨某“用的不是真名”、“编的假名”，或者说“随便编写了一个名字”，目的是避免家人或他人知晓，影响其声誉，后来康泰医院又称“刘某”是杨某的“小名”、“奶名”等，前后作证和陈述有重大的不一致，并且违反逻辑和一般的社会习惯。尽管康泰医院提交的沙河市公安局册井派出所“居民常住人口登记表”载明的杨某曾用名是“杨刘某”，但也不能认定杨某曾叫“刘某”。由于在采血时康泰医院违规操作，对献血员没有进行详细身份登记，杨某1姐弟又均称采血时没有其他人在场，所以也不能认定输血记录上的献血人“刘某”就是杨某。从康泰医院提供的证据看，其对靳某所输血液健康这一重要事实的举证没有达到证明标准，也没有能够举证证明靳某在康泰医院生产、输血前后通过其他途径感染艾滋病与该院的输血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另外，康泰医院提交的沙河市卫生局几份报告的认定，依据的是杨某1、杨某及医院工作人员的证言，其可信度较低，且该认定也不能替代法院的司法认定。关于王某1是否为靳某在康泰医院所生女婴问题，鉴于靳某与王某系夫妻关系，靳某于1997年8月1日生一女婴，并于1999年4月20日被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同年5月14日，王某1与王某、王某2同时验血，当日王某与王某2被确认为HIV—1抗体阴性，同年5月16日，靳某死亡，同年5月26日，河北省艾滋病检测中心检测王某1HIV—1抗体为阳性，王某1至今一直随王某生活。上述一系列事实体现了王某1与王某夫妻间的父母子女关系，虽然王某1办理户口手续时是武安市邑城镇卫生院盖章出具出生证明，时间是2002年6月20日，但无法否定上述存在的事实。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生子女应推定为婚生子女，康泰医院主张王某1不是靳某在其医院所生女婴，应就该主张举出相关证据，以推翻对王某1是王某、靳某婚生子女的推定。康泰医院未能提供反驳证据，该主张不予支持。另外，从相关医学书籍及医院提供的医学专家证明看，认定靳某因受血感染艾滋病，并不违反艾滋病发病死亡的一般规律。关于承担责任的主体问题，虽然康泰医院租赁经营者发生了变更，但并不影响其对外民事责任的承担。此案原审法院直接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不妥，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等规定和原则确定举证责任。虽然国家对艾滋病人有无偿性救助治疗政策，但免费范围很小，且无证据证明王某1已得到免费治疗检测，因此，并不能以此抵销康泰医院的侵权赔偿责任。通过对现有证据综合分析，认为康泰医院所举证据未能阻断靳某感染艾滋病与康泰医院的医疗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故康泰医院的上诉理由根据不足，原审法院判令其承担民事责任并无不当。关于王某一方的上诉请求，鉴于艾滋病的治疗因人而异，且费用尚未确定，一审法院酌情判令被告先行给付20万元的处理结果并无不妥，考虑到当地生活水平的一般情况，对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也是恰当的。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4.二审定案结论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 940元，由沙河市康泰医院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