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判决书字号
一审判决书：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07）西民初字第12070号民事判决书。
二审判决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8）一中民终字第08529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保险合同纠纷。

3.诉讼双方
原告（被上诉人）：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以下简称华安保险广东分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利路59号保利大厦东塔15—17楼。
负责人（一审）：朱某，该公司总经理。
负责人（二审）：施某，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一、二审）：王某，女，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一、二审）：张某，男，该公司员工。
被告（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3号15层。
负责人：刘某，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一、二审）：张文平，北京市汉鼎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一、二审）：阎国强，北京市汉鼎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4.审级：二审。

5.审判机关和审判组织
一审法院：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甘小琴；审判员：闪彤、魏志斌。
二审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张辉；代理审判员：刘景蕙、李春华。

6.审结时间
一审审结时间：2008年3月12日。
二审审结时间：2008年8月20日。

原告诉称：2004年12月2日，原告与被告就MD902直升机的保险责任达成《共保协议》，约定原告为共保项目的出单人，飞机保险金额5500万元，被告承保比例为10%。2005年2月10日，标的飞机坠海失事，各共保方同意按承保比例预付赔偿款。2005年10月8日，原告按共保会议纪要将预付赔款事宜通知被告，被告拒不履行。2006年9月20日，原告依据保险合同及共保方会议纪要，汇划给被保险人2500万元预付赔偿款，其中代被告垫付250万元。现要求被告支付该款项并支付自2006年9月20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

被告辩称：（1）根据被告与原告签订的《共保协议》约定，损失金额在50万元以上时，双方共同负责事故的查勘、定损及理赔事务。但是，在保险标的发生空难后，原告并未邀请被告参与事故的查勘，也未向被告提供该事故属于保险责任范围的证据材料。（2）各共保人参加的理赔会议纪要不是有效的预付赔偿协议，不能据此认定被告同意向被保险人预付赔偿。参与共保业务的10家保险人之间，形成的是民事合伙关系，管理事务的权利是平等的，作出预付赔偿决定必须由10家全部同意，而会议纪要只有7家签名，这就表明在此次会议上并未形成一致的决议。原告为了回避这个问题，公然撒谎说只与6家签订了共保协议，其余3家是作为保险协会的人员参加会议的。当然，原告在向另外3家公司分担保险责任比例时，使用的名目可能不是共保，而是再保险。但他们与我们6家的地位是一样的，他们3家代表拒绝签字，就表明10家公司之间未就预赔事项达成一致意向。即便会议纪要有效，王兆科的签字未经被告授权也不能对公司产生约束力。他只是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公司只是授权他了解情况，其本人也是将会议纪要理解为一种非正式的意向表达，才同意签字的。另外，从会议纪要中也看不出被告公司已经授权原告代替被告先行向被保险人预付赔偿款，再由被告偿还的内容。退一步讲，可以视为授权，被告也是有权撤销授权的。会议纪要是在被保险人未出席的情况下形成的，只能算是共保人之间的共识，其不可能在被保险人与各共保人之间产生约束力，原告代付赔款的行为不能认定为无因管理，只有在得到被告明确授权时才能产生法律效力。（3）由于会议纪要言辞不够明确，双方对该文件内容的理解产生分歧实属正常。但是，在被告明确表示拒绝预付的情况下，原告却一意孤行，仍然坚持赔付，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为是一种善意的、代为履行的行为，而只能理解为是单方的行为，其行为后果只能单方承担。

1.二审诉辩主张
上诉人上诉称：（1）一审法院片面理解《会议纪要》，忽略了其中关于预付赔款的前提条件。上诉人同意预付赔款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有前提的。根据《会议纪要》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上诉人以及其他共保人同意按照承保比例支付预付赔款的前提条件是“客户（即被保险人）提供相关支持性资料”，只有满足此条件，被上诉人才可以代表上诉人向被保险人预付赔款。根据该条第三款，“相关支持性资料”包括“适航证明、飞行日志、飞机购买合同、租赁合同、民航事故传真、起飞前报备证明”等，但是在被上诉人预付赔款前，上诉人并没有看到、收到任何资料。而且被上诉人也没有按照《会议纪要》第三条d款“会后，华安保险将负责向各共保方提供所掌握资料”的约定向上诉人提供上述资料。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也没有能够提供证据证明在其预赔付前，已经将上述资料提供给上诉人。而且，第一条第三款更明确地约定：“（通）用航空应详尽向保险公司提供阶段性的事故处理说明，作为预付赔款的依据”，但是上诉人并没有看到过任何相关说明，既然赔款的“依据”尚不存在，又如何能够要求上诉人同意被上诉人预付赔款?此外，按照常理和保险公司的理赔程序，只有在被保险人提供了理赔资料，并经过保险人审核后，才能够确定是否赔偿。而被上诉人并没有按照《会议纪要》的要求向上诉人提供相关资料，就擅自作出理赔决定并予以赔偿，被上诉人违反了双方的约定，责任应当由其自负，而不能要求上诉人承担。
（2）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会议纪要》，预付赔款总额不超过实际损失金额的50%，纪要各方同意不定损即先行预付赔款。上诉人认为，如此理解过于片面、武断。即便可以将《会议纪要》的内容解读为“预赔前可以不定损”及“被上诉人可以在不超过损失的50%的范围内确定预赔金额”，一审法院也应注意到，“不定损”、“不超过50%”并不是可以预付赔款的全部前提条件。正如上文所述，在预赔付前还必须取得“相关支持性资料”。上诉人以及其他共保人需要借此审核是否为保险事故，是否属于保险责任。只有对此两点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上诉人才能最终决定是否同意预付赔款。
（3）一审法院关于被上诉人享有代履行的权利，其先行给付后有权向上诉人主张垫付款的主张，是完全错误的。任何人都可以代他人履行债务，但其代履行后是否有权向他人追偿，则需要考察代履行是否符合义务人的本意，此义务是否依法应当履行。若义务人不愿意且有权拒绝履行，此时的代履行人即使能取代债权人的地位，也无法享有当然的追索权。在本案中，上诉人对被保险人并无依法必须履行的义务，在被上诉人实际付款前也已得知上诉人明确拒绝的态度。既然如此，被上诉人擅自赔付的所谓代履行的行为，就无法产生约束上诉人的效力。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上诉人认为，《会议纪要》赔付是有前提条件的，而这个前提条件没有成就，上诉人此点理解错误。《会议纪要》主题就是被保险方提出3000万元的预赔已经达成共识。会议的前三点都是针对保险人（华安保险广东分公司）而不是共保人。按照《会议纪要》第一条提供的相关材料应该是提供给华安保险广东分公司而不是本案的共保人。

2.二审事实和证据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确认了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和证据。

3.二审判案理由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上述事实和证据认为：华安保险广东分公司与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双方签订的《共保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的合同，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会议纪要》从形式上看符合合同要件，从内容上看，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与会的7家代表均认可并签字，应视为是一种补充合意，对各方均有约束力。
首先，《共保协议》约定，华安保险广东分公司和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等几方为保险项目的共同保险人，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等为共保合作人；华安保险广东分公司为本项目的共保牵头人，作为共同保险人的全权代表，全面负责处理共同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日常业务事项。根据《共保协议》，华安保险广东分公司向被保险人广东省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出具了航空保险单。因此，《会议纪要》中提及的有关支持性资料是相对于保险人即华安保险广东分公司，并经由华安保险广东分公司审核。故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关于其未看到赔付的相关资料因此不具备赔付条件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其次，《共保协议》中虽约定损失金额50万元以上时，由双方共同负责事故现场的查勘、定损及理赔事务。但随后的《会议纪要》已反映出了各方均同意在不进行定损的情况下即先行预付赔款的意思表示。同时，《会议纪要》约定了预付赔款总额不超过实际损失金额的50%，华安保险广东分公司实际预赔的数额（2500万元）并未超过机身保险金额（5500万元）的50%，其赔付数额并无不当。
再次，《共保协议》明确约定，华安保险广东分公司作为赔款支付人先按核定的赔款金额付给被保险人赔款，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在划出赔款10个工作日后将承担比例的赔款划到华安保险广东分公司账户上。因此，华安保险广东分公司依照《共保协议》及《会议纪要》的约定先行履行给付义务后，有权利要求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支付垫付款。
综上，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4.二审定案结论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八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