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判决书字号
一审判决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1997）乌中刑初字第228号。
二审判决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1997）新刑终字第89号。

2.案由：范某诈骗案。

3.诉讼双方
公诉机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员田升。
被告人（上诉人）：范某，又名范某1，男，1934年8月出生，汉族，浙江省杭州市人，大学文化，系新疆民革华夏经济贸易中心总经理兼民革乌鲁木齐中山社会服务公司第一分部经理。1996年12月22日被刑事拘留，1997年2月17日被逮捕，1997年11月8日被取保候审。
一审、二审辩护人：吴金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律师事务所律师。

4.审级：二审。

5.审判机关和审判组织
一审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马海英；代理审判员：韩文江、孟进。
二审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陈国良；审判员：熊永才、马宏健。

6.审结时间
一审审结时间：1997年12月23日。
二审审结时间：1998年10月19日（依法延长审限）。

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人民检察院指控称
1993年11月，被告人范某在民革乌鲁木齐中山社会服务公司第一分部（下称一分部）负责期间，在该部已被其主管部门撤销的情况下，以一分部（非法人）的名义，对前来购买啤酒花的辽宁省轻工业供销公司（下称供销公司）业务员李某谎称有60吨啤酒花出售，双方于同年11月27日签订书面协议一份。后被告人范某陆续收到对方货款571 994元，款进账后，被告人范某根本未按协议组货、发货，而是将货款50万元分别借给民革乌鲁木齐中山社会服务公司（下称中山公司）经理张某和武汉市武昌区亚源非金属材料科技开发公司谷某个人使用，余款被其挥霍。案发后追回赃款22万元（已发还受骗单位）。为此，被告人范某一直被取保候审。
1995年1月4日，被告人范某在被取保候审期间，以新疆华夏经济贸易中心（以下简称华夏中心）法定代表人身份与江苏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签订了一份3000吨油菜籽供销合同，价格为每吨2020元，总计价格606万元。被告人范某谎称在乌市有货，可以发货，骗取对方货款849100元。待款进账后，被告人又谎称货在甘肃，后在对方多次要求发货的情况下，便以高价在甘肃张掖购油菜籽120吨，价值256800元，发给对方以作敷衍。案发后追回赃款16万元，余款已被挥霍。
综上，被告人范某以签订虚假合同为手段，骗取公款1421094元，造成直接经济损失771294元，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触犯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构成诈骗罪。特依法提起公诉，请求依法判处。

2.被告人的答辩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
被告人的辩护人认为：起诉书中指控范某以一分部名义与供销公司签订的合同为利用合同进行诈骗与事实不符，此属经济纠纷。卷中的证据证实，第一，一分部并未被撤销，一直在进行正常经营；第二，在合同签订后，范某积极组织货源，没有供货是由于啤酒花季节性强、所收样品不合格等原因所致；第三，范某已变更合同推迟到次年秋履行，直到1994年9月供销公司李某向公安机关告发时，范仍在组织货源；第四，公安机关介入此案后，决定由范某所主管的一分部归还37万余元（起诉书认定归还22万元不是事实），范某当即全部还清，其余20万元由中山公司经理张某归还，但张某归还5万元被取保候审后逃跑，这个责任不应由范某负。范某以华夏中心名义和江苏省粮油进出口公司（下称粮油公司）签订的购销油菜籽合同仍是经济纠纷，起诉书指控认定其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犯罪实属冤枉。因为1994年1月4日合同签订后，双方一致同意在甘肃张掖发货，但由于粮油公司未能按合同规定及时支付定金30万元，不能及时组货，而当时油菜籽价格上涨幅度较大，经协商双方又于1995年8月23日签订了补充协议，此后不久范某即组织了两车皮油菜籽发往江苏。为了继续履行合同，范某在张掖专门设立了办事处，任命孔繁召为负责人，并拨专款20万元，与粮油公司的陈某一起去该地组货，互相监督，但孔、陈背着被告人范某，合伙用此款倒卖杏仁，又被他人骗走16万元，这属孔、陈欺骗了被告人范某，范发现后立即采取措施查处，因此，不能认为范某利用合同诈骗。
恳请法庭考虑，宣告被告人范某无罪。

1.二审诉辩主张
一审判决宣告后，原审被告人范某不服，提出上诉。范某上诉的主要理由为：
（1）1993年我代表一分部与供销公司签订的合同是合法有效的，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和行为，既不是虚假的，也没有任何非法占有的动机和目的。后因质量原因未能按期供货，遂签订补充协议，推迟到次年2月履行，后又订立口头协议延至次年秋履行。
（2）一分部一直未被撤销，直到1994年10月公安机关扣压营业执照及公章之前一直正常运作，不仅有工商机关可以证明，上级主管机关民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也可以证明。
（3）原判认定1993年11月6日本人代表一分部与供销公司委托代理人李某签订协议，该单位于同年11月7日、26日、12月5日分三次向一分部付货款57万元。实际预付款只有6万元，其余均是李某把乌鲁木齐有关单位的收款作为业务款项暂存一分部。他为了回辽宁好向单位交代，写成预付款项，其目的一是为他自己使用方便，二是可于履行合同时一并清算。
（4）1991年，我受中山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的委托，负责一分部的工作，1993年一分部业务主办孙某与供销公司李某有了业务往来关系，并于同年11月2日订立协议。协议签订后，一分部即向142团、143团、额敏、芳草湖、阿克苏等单位组织调运，由于啤酒花生产季节性强，加之储存和保管方法不妥，质量未达到合同所订质量标准。鉴于这一实际情况，已告诉李某并取得了他的谅解，他主动提出次年秋履行合同，我表示同意。1994年5月供销公司来人要款，张某认为他们违约，答复不同意退款，等次年秋履行。1994年8月，供销公司派人来，总经理张某因与我有矛盾，一是有意害我，二是他以单位名义借的20万元未还，便胡说一分部已撤销，供销公司误会后才向公安机关报案。且这两次供销公司来人我都未见到，一分部的所有工作人员也都未见到。
（5）原判认定我收到此款后，未将此款用于履行合同，而是将其中30万元借给武汉市武昌区亚源非金属材料开发公司使用，这不符合事实。此30万元是我主管的华夏中心支出的。20万元借给中山公司经理张某个人使用，也不符合事实。张某是作为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借的，答应5天内还，10天后我即告到民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主管中山公司的负责人贾某那儿，让张还款，是张骗了我。况且后公安局作出决定让我还37万余元（已全部还清），由张某还20万元，我已对公安局的决定作出实际履行。
由于一分部与供销公司的合同是补订的，我愿意从一分部的债权中还这15万元，以不致给购货单位造成损失，然后再去告张某。
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和证据后，作出公正裁判。

2.二审事实和证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1991年7月，范某担任中山公司（集体性质）一分部经理，公司给一分部提供各项合法手续，给予范某办理经营范围的业务的权利，但必须接受管理。
1993年10月，供销公司业务经理李某经人介绍，认识范某。二人即以单位名义于1993年11月7日签订了购销新疆啤酒花的供货协议。按该协议书规定，一分部为供销公司提供50吨优质啤酒花，价格为每吨11900元；供销公司于同年11月20日前付10%的预付款计6万元，其余款项在货运到后付清。李某即从供销公司汇给一分部6万元，后于同年11月、12月二次汇给一分部511994元。其间范某派人到石河子、阿克苏等地联系过货源。因当时李某看了啤酒花样品后认为不合格，双方于同年11月27日签订补充协议。按补充协议规定，一分部供啤酒花60吨，价格提到每吨12700元，并保证在1994年2月20日前履行合同。之后，范某亦组织人员到额敏、芳草湖等地联系货源并签订合同，以履行与供销公司的协议。范某派业务员在继续联系货源的过程中，发现啤酒花质量都不过关，主要是酸度不达标，加之货源也不足，一分部即于1994年2月20日发函给供销公司，主要内容是：曾派人去调货，但由于季节已过，货源、质量均难以保证，为保证常年往来关系和企业信誉，将竭力办理，如产地确实不能按质量标准供货，即于2月底前如数退款并负担利息。供销公司业务经理李某接函后来乌鲁木齐，与一分部范某达成口头协议，因季节已过，质量不过关，推迟到次年秋再履行合同。范在事后向中山公司总经理张某汇报过，张当即表现同意。于是在1994年3月，范某再次组织业务员孙某、王某1等人到额敏、石河子、芳草湖联系货源，并与额敏订有书面购销啤酒花合同。中山公司总经理张某以公司名义于1994年3月1日从一分部借走20万元，说到霍城为公司办理一些业务，并写有借据，保证5日内还清。但张违约，范与之发生争执，催要此款，并于3月中旬把张拉到民革主管中山公司的负责人贾某那儿催要借款，经调解给张3天还款期限，张躲起来不再露面。范于3月21日出差到北京、广州、成都等地，直到6月中旬病倒在成都，乘火车返回乌鲁木齐后住院至7月。1994年5月供销公司派人来乌鲁木齐，8月又来乌鲁木齐，范所在一分部公司地址变动，加之范8月正在库尔勒等地联系业务，供销公司人员均未见范某及一分部工作人员，遂找中山公司总经理张某。张谎称1993年5月21日，中山公司向“民革”报告并经批准，一分部开办一年来，因经营管理不善，同时不接受公司的管理，决定终止一切合同，以后签订的合同无效，故已决定撤销一分部。范出院后，除自己出差联系业务外还派孙某等人去石河子、芳草湖等地一直联系啤酒花货源以履行与供销公司的供货协议。供销公司误认为一分部已不存在，便于同年9月30日向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报告范某等诈骗，范即被取保候审，范协助公安机关抓获了张某。范要求履行合同，而供销公司不同意。由公安局作出决定，由范返还货款37万元余元，其余款项20万元责令张某返还，张只返还5万元，保证剩余的15万元在取保候审后的1994年11月5日前还清。张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后一直在逃，至今下落不明。
另查明，1993年11月，范代表一分部与供销公司签订合同时，一分部账上有100多万元存款。范某于1993年12月15日、16日分两次借给武汉市武昌区亚源非金属材料科技开发公司使用的30万元，系从范所主管的华夏中心账户支出的。一分部原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工商局注册登记，1994年5月21日中山公司总经理张某向主管部门打报告要求撤销一分部，主管部门遂于同年5月22日批示“同意”。后张某又于同年7月5日给主管部门写出书面报告决定撤销原报告，一分部继续正常开展业务，主管部门遂予批准。故一分部一直在经营。1996年9月26日因上诉人范某被逮捕，一分部停业一年以上，被工商部门公告吊销营业执照。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1）范某代表一分部与李某代表供销公司签订的两份供货协议。
（2）从一分部账户及开户银行账户查出，范在订合同前即1992年9月10日有100多万元资金。
（3）原一分部业务员王某、会计王某1等人证明，范某与李某订立过因当年啤酒花质量不合格推迟到次年秋履行合同的口头协议。
（4）从一分部查出张某所写的中山公司借一分部20万元的借条，并盖有单位公章（2天后补的这一手续）。
（5）民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原秘书长曹某证明，范在3月中旬为向张某索要借款，把张拉到主管领导贾某（已故）那儿，后张逃跑。
（6）从单位账户和开户银行出借武汉市武昌区非金属科技开发公司的借款系从华夏中心账户支出的。
（7）从原始出差票据查出，范在1994年3月至9月均先后派业务员孙某、王某2联系过啤酒花货源。范在1994年3月21日出差至6月20日返回乌鲁木齐，住院至7月底，8月5日至20日在库尔勒等地组织货源。
（8）乌鲁木齐市党校总务处负责人涂文兴及一分部李某等人证明，1994年7月一分部办公室从友好路搬至该校院内（租房）。
（9）孙某等人于1994年9月到芳草湖农场对啤酒花进行样品鉴定（品级为优）。
（10）上诉人范某的辩解。

3.二审判案理由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认为：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范某在与供销公司签订啤酒花供货协议前所主管的一分部具有履行协议的能力，协议签订后，范积极组织货源以履行协议，协议到期后，又签订延期至1994年秋履行的协议，其后直至案发前范仍然积极组织货源，一直处于准备履行供货协议的延续过程中。供销公司在1994年5月、8月两次来人催款，误认为一分部已被撤销，才向公安局告发，要求退回全部货款，范已按公安局的决定，其所管一分部已退出货款37万余元。为追回张某代表中山公司所借的20万元款项，范已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张某。综观全案，此案仍应属经济合同纠纷。

4.二审定案结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三）项、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1）撤销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1997）乌中刑初字第228号刑事判决。
（2）宣告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范某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