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部

1.判决书字号：四川省金堂县人民法院（1994）金刑初字第315号。

2.案由：黄某等贪污案。

3.诉讼双方
公诉机关：四川省金堂县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员王有炳。
被告人：黄某，45岁，汉族，四川省广汉市人，系广汉市公路养路段跃龙寺收费站班长。1994年5月22日因本案被逮捕。
辩护人：周茂惠，四川省金堂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孙某，男，30岁，汉族，四川省金堂县人，农民。1994年5月22日因本案被逮捕。
辩护人：曾令泽，四川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4.审级：一审。

5.审判机关和审判组织
审判机关：四川省金堂县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樊兴成；代理审判员：周学勤、周卫东。

6.审结时间：1994年12月22日。

（二）诉辩主张

1.四川省金堂县人民检察院指控称
1994年3月26日晚，被告人孙某盗得金堂县交通局“四川省车辆通行费定额收据”260余本，票面金额10.2万余元，交给被告人黄某2万余元的票据让其销售。被告人黄某在收费站卖出票据，获款7300余元，分给被告人孙某赃款2400元，余款4900余元据为己有。二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贪污罪，请法院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二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处。

2.被告人的答辩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
被告人黄某供认犯罪事实，未作辩解。
被告人黄某的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事实成立，定性准确。但认为被告人黄某犯罪是由被告人孙某所引起，在整个犯罪过程中，被告人黄某的作用比被告人孙某小，且归案后如实坦白犯罪事实，积极退清赃款，认罪态度好，应予从轻处罚。被告人过去工作表现好，属于偶犯，其所在单位愿意监督改造，可适用缓刑。
被告人孙某对指控的事实供认不讳，未作辩解。
被告人孙某的辩护人以被告人孙某积极退赃，认罪态度好，在共同犯罪中实施的行为并非犯罪的中心环节，分赃较少等为由，要求比照被告人黄某从轻处罚。

（三）事实和证据
四川省金堂县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1994年3月26日晚，被告人孙某撬门入室，盗得金堂县交通局收费路桥管理所尚未盖章生效的、面额为五元、四元、三元、二元和一元的“四川省车辆通行费定额票据”264本零93张，票面总额102209元。同年4月上旬，被告人孙某分两次携带总面额2.12万元的票据前往广汉市，与被告人黄某密谋，由黄某销售后按比例分赃。被告人黄某利用在广汉市跃龙寺收费站担任班长的职务之便，私自加盖收费站公章后混在该收费站的通行收费票据中售出一部分，获款7260元，被告人黄某自得4860元，被告人孙某分得2400元。破案后，全部赃款和尚未售出的票据已被公安机关追回，发还金堂县交通局收费路桥管理所。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1.金堂县交通局收费路桥管理所的报案材料，证明该所收费票据被盗的品种、数量及面值金额；
2.证人陈某、陈某1、张某、徐某、廖某的证言，证明被告人黄某私盖收费站公章及票据售出的事实；
3.被告人黄某、孙某的供述，相互印证了犯罪的事实；
4.盗窃现场照片、票据及现金提取笔录，证明被告人孙某盗窃事实及被告人黄某售出票据获款分赃的情况；
5.票据样本，证明被告人孙某所盗得的通行费票据无效，被告人黄某加盖收费站公章后变为有效的事实；
6.金堂县交通局收费路桥管理所的领条、收条，证明二被告人退赃款7260元及尚未售出的票据均已发还。

（四）判案理由
四川省金堂县人民法院认为：
1.被告人黄某利用担任广汉市跃龙寺收费站班长的职务之便，私自在被告人孙某盗得的“四川省车辆通行费定额票据”上加盖该收费站公章，使无效的票据成为有效票据，用作收取车辆通行费的收据，从而侵吞公款7260元，符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已构成了贪污罪。
2.被告人孙某虽不具备贪污罪的主体要件，但其与被告人黄某勾结，向黄提供车辆通行费定额票据，并与黄共同分赃，其行为符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应以贪污罪的共犯论处。
3.被告人黄某利用职务之便，直接实施了侵吞公款的贪污行为，在共同犯罪中作用大于被告人孙某，处刑应比被告人孙某重，但被告人孙某撬门人室进行盗窃票据，虽不构成盗窃罪，但应作为从重量刑的一个情节。
4.被告人黄某、孙某归案后均如实坦白罪行，认罪态度较好，积极退清了赃款，且从本案的具体情况来看，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贪污较多的公款，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不是很大，可以采纳辩护人从轻处罚的意见。
二被告人有一定的悔罪表现，均有较好的改造条件，犯罪带来的社会危害性也基本上得到了弥补，适用缓刑也不致再危害社会，宣告缓刑可以收到更好的社会效果，可以宣告缓刑。

（五）定案结论
四川省金堂县人民法院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一条、第二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八条第二款、第六十八条第三款，作出如下判决：
1.黄某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宣告缓刑四年。
2.孙某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宣告缓刑四年。

（六）解说
本案是一起内外勾结、共同贪污公款的案件，行为人黄某的行为性质较为简单，她利用担任收费站班长的职务之便，使用孙某盗窃来的收据，侵吞公款7000余元，构成贪污罪，而行为人孙某的行为性质则稍为复杂，需具体加以分析。
孙某的身分是个农民，并不具备贪污罪的主体条件，即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以及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因此，孙某无论如何不能单独构成贪污罪，但是不具备贪污罪主体身分的人并不绝对不能构成贪污罪。虽然单独不能构成贪污罪，但却可以构成贪污罪的共犯，即与具有贪污罪主体身分的人共同构成贪污罪，成为贪污罪实行犯的帮助犯、教唆犯。本案中，行为人孙某实际上就是贪污犯黄某的帮助犯。从本案事实来看，孙某将盗窃来的“四川省车辆通行费定额票据”交给黄某，黄某利用职务之便在该票据上加盖本收费站的公章，并作为收取车辆通行费的收据，借此侵吞公款，与孙某共同分赃。可以看出，如果没有行为人孙某盗窃的票据，黄某即无法实施侵吞公款的行为，也就是说，孙某所实施的盗窃车辆通行费票据并将其交与黄某的行为，客观上起到了帮助黄某贪污的作用。不仅如此，孙某、黄某二人在主观上也都认识到二人是相互配合，共同实施侵吞公款的行为，因此，孙某构成贪污罪的帮助犯。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与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行为人孙某的行为正符合上述规定，审判机关以贪污罪定性是完全正确的。
那么，孙某所实施的盗窃票据的行为本身是否还要定罪处罚呢?孙某盗得的票据票面总额达10万多元，但是这并不表示盗窃的财物价值是10万多元，因为这些票据并不是权利凭证，而仅仅是一种已付款项的证明，因而不具有票面所表示的财产价值。但是票据的所有人——金堂县交通局收费路桥管理所，为印制这些票据支付了一定的费用，并且交纳了一定的管理费。然而虽然管理所受到了损失，行为人孙某如果不把这些票据交给黄某使用并分赃，这些票据对于孙某来说等于废纸，毫无价值。孙某盗窃这些票据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自己占有，因此，对孙某盗窃票据的行为以盗窃罪定性并不十分恰当，它只是共同贪污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对于盗窃票据，可以作为一个量刑的从重情节考虑，但不宜单独作为盗窃罪论处。
另外，本案还涉及到一个管辖问题，因为本案实际上有两个犯罪地，一是盗窃行为地，在四川省金堂县，一是贪污行为地，在四川省广汉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因此，对本案，金堂县人民法院和广汉市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几个同级人民法院都有权管辖的案件，由最初受理的人民法院审判。本案最初是由金堂县公安局对收费路桥管理所票据被盗案立案侦查，后由金堂县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向金堂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金堂县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未再向广汉市人民法院移送，是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十条之规定的。
（张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