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部
1.判决书字号
一审判决书：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1999）武民初字第1223号。
二审判决书：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00）常民终字第159号。
3.诉讼双方
原告（被上诉人）：康某，女，1972年11月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桃源县XX乡XX村。
诉讼代理人（一审）：李兴初，湖南龙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被上诉人）：康某1，女，1995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康某之女。
原告（被上诉人）：康某2，男，1949年8月1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址同上，系康某之父。
原告（被上诉人）：庄某，女，1948年4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址同上，系康某之母。
被告：常德市第四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四医院）。
法定代表人：梁某，院长。
诉讼代理人（一审）：凌星，湖南天迪律师事务所律师。
诉讼代理人（一、二审）：刘科，湖南天迪律师事务所律师。
诉讼代理人（二审）：宋某，四医院副院长。
5.审判机关和审判组织
一审法院：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李仁俊；审判员：周朝辉、谢玉鸣。
二审法院：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杨名夏；审判员：刘松林、李雪。
6.审结时间
一审审结时间：2000年3月6日。
二审审结时间：2000年10月18日。
（二）一审情况
1.一审诉辩主张
（1）四原告诉称：1999年6月13日，原告康某之夫钟某因车祸被送往被告单位神经外科住院治疗，被告接收后确诊为脑外伤并神志不清。1999年7月7日凌晨2时许，钟某离开病房，从住院大楼电梯的前厅窗户跌下摔死在地，直至凌晨5时许，原告康某四处查寻方才发现。此后，四原告及其亲友找被告单位协商解决此事，终因被告单位态度蛮横未果。四原告认为，被告单位作为接收患者、提供医疗服务的专门机构，对患者住院期间负有护理、监护职责，理应保障住院病人的人身安全。尤其是深夜当班医生及护理人员，对所辖病房及患者更负有看护责任。但因被告单位疏于管理，且高层楼房窗户没有安全防范设施，导致神志不清的患者不能自控而坠楼致死，其行为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故此，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负担死者钟某丧葬费3000元，死亡赔偿金113600元，并支付原告康某1的生活抚养费、教育费17747.98元，赔偿死者钟某生前负有赡养义务的岳父母康某2、庄某生活费33478.76元。
（2）被告辩称：原告康某2、庄某与死者钟某系岳父母与女婿的关系，与死者钟某没有法定赡养关系，故不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死者钟某的死亡原因未确定，未查明案件主要事实，影响过错责任的划分。
2.一审事实和证据
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于1999年8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后查明：
1999年6月13日上午6时左右，钟某（系康某丈夫）因车祸造成头部及全身多处外伤，被送往四医院治疗。四医院组织有关医务人员对钟某进行头部及腹部CT检查后，即于1999年6月13日上午8时30分给病人钟某家属送达了病危通知单，钟某岳母庄某予以签收。该通知单上诊断病人系蛛网膜下腔出血，病势严重。钟某入住四医院后，经过一系列检查，其病情诊断为重型颅脑外伤，具体包括：（1）外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2）脑挫裂伤；（3）全身多处皮肤挫裂伤；（4）外伤性精神障碍。四医院根据钟某病情对其进行了抢救治疗。经过治疗，钟某病情基本稳定，但仍然神志不清，据该院病程记录载明：“1999年6月28日上午8时许，患者病情无明显变化，晚上起床较为糊涂，说话有精神分裂症状……”；“1999年7月2日上午8时，患者今查房时，神志尚清晰，检查合作，下床活动多……阳教授看过病人，认为近两三天来尤其夜间病人下床活动较多，反复告诫家属加强防护措施，时刻不能离人，以防意外发生，家属表示理解”；“1999年7月5日上午8时，患者神志同前，对答较为准确，经服氯丙嗪后，病人下床活动明显减少，能自己进食，对治疗较为合作（打针不骂人）……”。自钟某入院至7月6日上午9时，其护理级别被定为一级护理，此后变更为二级护理。7月7日凌晨4时左右，钟某未叫醒陪护家属跟从，独自一人从病房来到病室大厅内（位于六楼），从窗口不慎坠楼身亡。事后，四医院对此事在病程记录中载明：“1999年7月7日上午6时，入院后病情日趋好转，能下床活动及参加部分游戏活动如打牌等，智力测定基本恢复正常，能准确回答提问，但有时不听别人劝告，病房内到处走动。有关问题，昨天阳教授查房及平时查房都反复提到此问题，告诉家属注意安全，防止病人坠楼，家属表示理解接受。但今凌晨4时左右在陪护人不注意的情况下自己下床走入病室大厅（六楼），从窗口坠楼身亡……”并给病人家属出具了一份住院病人出院证明书，该证明书载明的诊断结果为：“1.外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2.脑挫裂伤；3.全身多处皮肤裂伤；4.外伤性精神障碍（神志不清），于1999年7月7日凌晨4时左右因神志不清，不幸跳楼自亡。”嗣后，死者家属与四医院虽均认为死者钟某系坠楼身亡，但双方未就赔偿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四原告遂诉诸本院。
钟某父母钟恒山、陈春枝分别于1996年12月、1989年5月病故。钟某与康某于1994年10月结婚，钟某系入赘女婿。婚后，钟某即迁往桃源县陬市镇郊区村四组与其岳父母康某2、庄某共同生活。1995年10月生一女康某1。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钟某病历档案、住院病人出院证明书、桃源县陬市镇郊区村村委会及架桥乡新桥坪村村委会出具的书证、桃源县陬市镇派出所及架桥派出所出具的书证、有关户籍登记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等。
3.一审判案理由
一审法院认为：医院作为提供医疗服务的专门机构，应当保障患者的生命安全。四医院将神经外科病房设于六楼，病室大厅的窗台内侧的长条椅与窗户距离过近，窗外又无任何防范设施，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四医院对此未予明确警示、说明或标明正确接受服务的方法以及防止危害发生的方法，导致神志不清的患者钟某坠楼身亡，应负本案主要责任。钟某家属明知钟某神志不清，却因疏忽大意未尽监护义务，应对其死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钟某与其岳父母康某2、庄某长期共同生活，已形成扶养关系，被告关于钟某岳父母不享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的主张，不予支持。
4.一审定案结论
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八条、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1）四医院因钟某死亡应赔偿四原告丧葬费2192元，死亡补偿费13893.68元。
（2）四医院赔偿钟某生前被抚养人康某1生活补助费6912元。
（3）四医院赔偿钟某生前被扶养人康某2、庄某生活补助费11520元、10944元。
以上共计45461.68元，四医院应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给付四原告。
（三）二审诉辩主张
上诉人诉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钟某的死亡原因及其死前精神状况未查清，冯某医生出具的住院病人出院证明书的部分内容，因其超越职权，属无效证明；（2）上诉人对钟某的死亡没有过错；（3）一审判决遗漏诉讼当事人，交通事故肇事方对钟某的死亡应分担相应责任；（4）被上诉人康某2、庄某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请求撤销原判。
（四）二审事实和证据
二审确认了一审的事实和证据。另查明：康某2、庄某共育有四个女儿，康某为次女，钟某为入赘女婿，康家另外三个女儿在外读书，其中大女儿在职研究生，三女儿在读博士，均有一定收入来源。钟某于1994年10月结婚后，将户口迁入桃源陬市镇郊区四组与其岳父母康某2、庄某一家居住。1995年10月，钟某、康某生女儿康某1。
（五）二审判案理由
二审法院认为：钟某在因车祸受伤入院后，四医院组织相关医护人员积极实施抢救并进行治疗，使病人脱离危险，逐渐恢复健康，在治疗上履行了救死扶伤的义务，尽到了医疗职责。但在对病人的管理和护理职责上，四医院未采取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对神志尚不清晰的钟某也未尽到最善的注意义务，使其在无防范设施和医护人员看管的情况下坠楼身亡，四医院应负相应责任。上诉人称四医院对钟某的死亡无过错的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另外，钟某作为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其法定监护人康某应履行保护被监护人钟某的监护职责，但因其熟睡，导致钟某独自走出病房坠楼身亡，故其负有监护不力的责任。钟某作为入赘女婿，为其岳父母康某2、庄某提供了主要生活来源，在劳务上给予主要扶助，并享有其岳父母的财产继承权，已形成对其岳父母的赡养关系。上诉人认为钟某不具有法定赡养义务的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但是钟某对康某2、庄某的赡养关系不能排除康某2其他四个女儿的法定赡养义务，故对康某2、庄某的赡养应由钟某与四个已成年的女儿共同承担。原判由钟某承担生前被赡养人康某2、庄某全部赡养费用显属不当，应予更正。
（六）二审定案结论
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四医院因钟某死亡补偿给康某、康某1、康某2、庄某丧葬费2192元，死亡补偿费13893.68元；补偿给钟某生前被抚养人康某1生活补助费6912元；补偿给钟某生前被赡养人康某2、庄某生活补助费2304元、2188.8元。上述各项费用合计27490.48元，四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给付。
（七）解说
本案案情比较清晰，入住医院神经外科的脑伤患者钟某，在神志不清的状态下，深夜意外坠楼身亡。但这种损害性质如何认定、责任如何划分，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法律关系。
首先，医院与患者之间的关系是合同关系。本案中，钟某因病住院，并向医院交纳医疗费用，这时他与医院就已形成民法上的合同关系。双方虽然没有书面协议，但依据通常理解，双方对此认识是一致的。医院在享有收取费用权利的同时，负有运用所有的医疗手段和条件，尽一切可能挽救钟的生命和保障其健康的义务。患者钟某的义务是交纳费用，配合治疗，其享有的权利是消除对生命和健康的威胁。双方合同关系自钟某入院即形成，医院对钟某所进行的诊断、治疗、护理等一系列行为及钟某交费入院的行为，实质上是一种履约行为，由此可见，本案所涉纠纷应由有关民事法律规范来调整。
其次，医院与患者之间是服务与消费关系。从形式上看，患者因生活需要，向医院支付费用后，接受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与一般消费行为十分相似。但长期以来，医院与患者发生的纠纷是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一直是尖锐的争议焦点。卫生主管部门及许多医院认为医院是非营利性的事业单位，其宗旨是救死扶伤，为广大患者服务，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界定的“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者”，所以医患纠纷不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范畴。与此种观点相对立的是来自法律界人士的看法，医院虽然表面上看与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企业不同，但从两方面来看医院的医疗行为是一种营利行为：（1）从医院本身来看，其购买药品、器械后，再卖给患者或提供给患者使用时，存在差价，医院在差价处理上已经营了利。（2）从患者方面来看，患者上医院看病是因生命存续、身体健康的客观需要，患者通过支付医疗费用的方式获得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用以满足其需求。这种行为与他因生活需要购买商品、接受服务并无本质区别，而且这种消费与其他消费形式相比，更为重要，这是一种生存消费、必须消费。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即便是公费医疗的患者，其向医院交纳的费用有很大一部分是国家代为支付，付给医院调配使用，这丝毫不影响患者的消费者身份。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医院与纯公益性单位存在本质区别，其营利性显而易见，患者消费者身份也不容怀疑。本案一、二审判决就持此种观点。结合本案来看，钟某因受伤入院，向医院支付相应医疗费用，其与医院已经形成了消费与服务关系。医院向其提供医疗服务，包括诊断、治疗、护理等医疗行为以及安全的服务场所，用以完成其所负义务，即挽救钟某的生命，保障其健康。患者作为消费者，只要支付费用即可。本案中，医院为钟某所作的诊断、治疗等医疗行为是积极的、适当的履约行为。但医院为钟某患者提供的服务设施情况是：医院将神经外科病房设于住院大楼六楼，病室与大厅相通，大厅内可自由推拉的铝合金窗户经常敞开，而神经外科收治的病人多是大脑受伤，属于丧失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这种情况对神志不如常人清晰的患者存在的安全隐患，医院的医生（包括查房的教授）均有意识，他们在医嘱中曾多次提到此类问题，如“反复告诫家属加强防护措施，时刻不能离人，以防意外发生”等，表明医院对其提供的服务场所对患者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是明知的，医院既然明知此类安全隐患存在，却未采取积极措施予以防范，即未予以明确警示、说明或标明正确接受服务的方法以及防止危害发生的方法，导致钟某坠楼身亡，医院对此负有过错责任，应承担主要责任，钟某家属明知钟神志不清，却因疏忽大意，未尽监护义务，亦应承担相应责任。
再次，医院为患者服务有依附义务。二审判决除认同一审判决理由外，还补充适用了《合同法》中关于合同履行中的依附义务——注意义务，即确认医院在对病人的管理和护理上，未采取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对神志尚不清晰的钟某未尽最善的注意义务，致使病人在无防范设施和无医护人员看管的情况下坠楼身亡。故对一审责任认定、划分予以维持。
最后，本案钟某坠楼身亡属意外事件。作为病人及家属一方对该风险缺乏预见，更缺乏风险防范与自我救济能力，而相对来说，医院一方对风险的预见、防范及救济的力量更强，所以从公平原则出发，在保护弱者利益方面应有所侧重。
（谢玉鸣）
案例来源：国家法官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001年民事审判案例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397 - 401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