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部

1.判决书字号
一审判决书：湖南省长沙市南区人民法院（1995）南民初字第1399号。
二审判决书：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1996）长中民终字第156号。

2.案由：继承纠纷。

3.诉讼双方
原告（被上诉人）：刘某，女，1942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长沙汽车制造厂退休工人，。
诉讼代理人：陈洪波，长沙市经贸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被上诉人）：刘某2，女，1945年4月18日出生，汉族，长沙热水瓶厂退休工人，住长沙市。
诉讼代理人：周某（刘某2之夫），1941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湖南丽臣实业公司退休工人，住址同上。
原告（被上诉人）：刘某3，男，1947年2月18日出生，汉族，长沙市振兴斋食品厂工人，住长沙市西区。
原告（被上诉人）：刘某4，男，1948年6月28日出生，汉族，长沙红旗织布厂工人，住长沙市。
诉讼代理人：杨高，长沙市涉外经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诉讼代理人：杨庆辉，长沙市第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诉人）：刘某1，女，1950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长沙市雨花区长风小学教师，住长沙市。
诉讼代理人：谭孝敖，湖南唯楚律师事务所律师。
诉讼代理人：刘宗纯，长沙市洪山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4.审级：二审。

5.审判机关和审判组织
一审法院：湖南省长沙市南区人民法院。
独住审判员：代理审判员：张红。
二审法院：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才苗苗；审判员：黄毅、丁建平。

6.审结时间：
一审审结时间：1995年12月20日。
二审审结时间：1996年9月18日（依法延长审限）。

（二）一审情况
原审认定，刘某5与汪某有五个子女，即原、被告。解放前夕刘某5定居台湾，汪某携子女在大陆生活，汪于1977年去世。刘某5自1988年起五次回大陆探亲。1994年7月最后一次回长沙，居住在刘某1处，主要由刘某1照顾其生活，其所有财物也由刘某1保管。刘某、刘某2、刘某3、刘某4由于各种原因很少探望。1995年2月8日，刘某5在水利电力部中南勘测设计院职工医院病逝。刘某5生前由台湾汇款五笔至刘某1处，计17.031万美元，折合141.87万元人民币。刘某5去世后，由刘某1出资5.1万元在刘某4处办理了丧事（尚未结帐），另支付刘某5住院费0.2万元，汪某迁坟费0.2万元。原告要求对刘某5的遗产进行分割，被告则认为刘某5无遗产，故原告诉至法院。原审认为，原、被告均为刘某5子女，均享有继承权。刘某5生前财物均交刘某1保管，刘某1称父亲生前已将所有财物赠与她，却不能举证，故不予认定。刘某5生前汇回的五笔汇款应视为其遗产，由五个子女继承；刘某1在刘某5生前尽义务较多，可适当多分。另刘某5医疗费0.2万元，丧葬费6万元（含棺木费及汪某迁坟费）应从其遗产中扣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三款之规定，判决：1.刘某5的遗产由刘某、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1五人继承。2.刘某5的遗产折合人民币135.67万元，由刘某、刘某2、刘某3、刘某4各继承26.734万元，刘某1继承28.734万元。宣判后刘某1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三）二审诉辩主张

1.一审被告刘某1上诉称：我未保管过父亲的任何财物，包括所谓的一笔0.9万美元；父亲从台湾汇过三笔美元给我，“汇款申请书”上均注明“接济亲友”字样，由此证明，该三笔美元已赠与我个人；1994年11月30日，父亲亲自去银行将他名下尚未到期的存款提前取出，连本带利计2.917万美元转存我的名下，由此证明，该笔美元也已赠与我。请求二审驳回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

2.被上诉人刘某等人答辩称：父亲于1994年10月20日致函五子女，对自己的财产做出了针对五子女的最初意思表示；1995年2月4日父亲去世前夕，又书写条据（现已被刘某1隐匿），对自己的财产作出了针对五子女的最终意思表示。这表明：父亲有遗产；遗产并未赠与某一个人。刘某1称“未保管”和“已赠与”均举证不力。请求二审维持原判。

（四）二审事实和证据
被继承人刘某5于1949年由大陆去台湾，此后未再婚。刘某5之妻汪某于1972年在长沙去世。刘某5夫妇有五个子女，即刘某、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1。刘某5于1989年自台湾分别汇给刘某40.9万美元和2.4万美元，后又在长沙收回自行保管。关于0.9万美元的下落，本案一审时，刘某1认为“已经赠与我了”；其诉讼代理人也承认“0.9万美元改存到刘某1名下，（刘某5）并将存折交给了刘某1”。关于现在刘某1处的2.4万美元及其利息，刘某1不能就1994年11月30日刘某5“亲自去银行”办理提前支取和转存手续问题举证；经二审法院调查取证，该笔款项的提前支取和转存手续均为刘某1亲自办理。刘某5于1994年5月至7月自台湾汇刘某1收的三笔计13.167万美元（现在刘某1处），汇款申请书上均注明了“接济亲友”字样。刘某5生前曾五次由台返长探亲，后两次住刘某1处。1994年7月15日，刘某5第五次由台返长，同年10月20日，刘某5在长沙亲自书函致五子女，对自己的财产和后事问题表示了自己的意向，函称：岳、湘各给人民币10万元，用作儿孙教育基金；复华孝行独树，加给2万元；靖华若对外孙女善督上修有成，可补发；树华若即自新，戒绝吸烟及娶女生孙亦能补给。所有身后事宜请满女婿偕湘华全权处理，各儿只得协助，不许丝毫异议。1995年1月23日，刘某5因肺癌在长沙病重入院治疗。同年1月30日，刘某5在医院书写一条：“我无遗产，所有身后事宜交刘某1全权处理，儿女及任何人不得对其压逼、敲诈、勒索。”同年2月1日，刘某5又书一条“（刘某4）与刘某、刘某2争夺民钱百叁十万余元。”（上述两条本案一审时刘某1首次向其兄姐出示）。被上诉人称：刘某5在此后还写了一条，将自己的财产对五子女等人作了处分，因此条被刘某1隐匿，不能举证。同年2月8日刘某5病逝长沙（享年84岁），由刘某1为主出资，在刘某4处办了丧事。刘某5去世后，其台湾所在单位来函证明其在台宿舍内未遗留现金和存折（舍内其他日常用品，其生前已由长去函作出处分）。刘某5去世前后，共用去医疗、丧葬等费用和给晚辈子孙的钱8.085万元人民币（含尚欠的墓地费和棺木费）。本案一审时，刘某1从银行转走了巨额存款。
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
1.刘某5生前自台汇刘某1收三笔美元的汇款申请书。
2.刘某4、刘某1关于0.9万和2.4万美元来龙去脉的庭审笔录；其中2.4万美元及其利息提前支取并同时转存的银行证据。
3.刘某5在1994年10月20日亲书的致五子女函和1995年1月30日、2月1日亲书的条据。
4.刘某5与五子女家庭关系的庭审笔录。
5.刘某5病逝前后生养死葬情况和所花费用的二审庭审笔录。
6.刘某6欠墓地费和棺木费的证人证词。
7.台湾刘某5所在单位的证词。
8.诉讼期间刘某1转移款项的二审庭审笔录。

（五）二审判案理由
依据上述事实和依据，二审法院认为：
1.刘某5留有遗产。理由是：（1）刘某5生前由台汇长的5笔美元计17.031万美元（折141.87万元人民币）均在刘某1处。（2）刘某5生前最后一次返长时曾致函五子女，对自己部分财产的处分问题表明了自己的意向；本案诉讼期间，刘某1不能就“赠与”问题举证，仅凭刘某5病重入院后写的自己“无遗产”的字条，不能认定刘某5生前已将自己由台汇长的五笔美元全部赠送给了刘某1；刘某5去世后，经法院查证，其“无遗产”不是事实，其生前财产扣除其医疗、丧葬等费用后，均应为刘某5的遗产。
2.刘某5的遗产应由其五个子女按照法定继承方式分配。理由是：（1）刘某5虽于1994年10月20日致函五子女对自己的部分财产作了处分意向，但综合其病重住院后所书字条情况看，不宜将该函认定为遗嘱；本案且无证据表明刘某5另有遗嘱对其财产作了具体处分。（2）刘某1在刘某5生前尽义务较多，可以适当多分遗产；其他子女亦对刘某5尽了生养死葬义务，不存在丧失继承权问题。

（六）二审定案结论
上诉人刘某1上诉称刘某5由台直接汇刘某1收三笔美元，并注明“接济亲友”，因此该三笔款项刘某5已赠与刘某1，因举证不力，不予采信。上诉人刘某1上诉称自己从未保管过刘某5的一笔0.9万美元，因缺乏事实依据，不予采信。上诉人刘某1上诉称刘某5生前“亲自去银行”将自己名下的存款提前取出转存入刘某1名下，因此该笔款项刘某5已赠与刘某1，因缺乏事实依据，不予采信。被上诉人答辩称刘某5于1995年2月4日又亲笔书写了一条据，将自己的财产处分给五子女等，因未举证，不予认定。
原审法院认定刘某5之妻汪某的姓名和去世时间以及刘某5的医疗、丧葬费用等有误，应予纠正。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三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于1996年9月18日作出终审判决如下：
1.维持长沙市南区人民法院（1995）南民初字第1399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
2.变更长沙市南区人民法院（1995）南民初字第1399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为：刘某5的遗产折合人民币133.785万元，由刘某、刘某2、刘某3、刘某4各继承26.357万元，由刘某1继承28.357万元。
本案一、二审受理费各17104元，一审财产保全申请费4896元，共计39104元，由刘某、刘某2、刘某3、刘某4各负担7800万元，由刘某1负担7904元。

（七）解说
本案为继承纠纷，办案的关键在于把握以下几点：
1.确定被继承人有无遗产。本案是否存在赠与关系，这是一、二审法院定案时极为关注的问题。就案情而言，与赠与有关的争议有四项：一是被告刘某1及其诉讼代理人在本案一审时均认为0.9万美元刘某5已赠与刘某1，存折在刘某1处，二审时刘某1又改称其从未保管过此款；二是刘某5自台汇长的三笔美元均注明“刘某1收”和“接济亲友”字样；三是1994年10月20日，刘某5在长沙致函五子女，表示了将自己部分财产分给五子女的意向之后，刘某1于同年11月30日将刘某5的存款本息共2.917万美元提前支取，转存自己名下；四是1995年1月30日刘某5背着刘某1以外的人书写了“我无遗产”的条据，上诉人刘某1据此认为刘某5无遗产，其财产均已于生前赠给了刘某1。合议庭认为：（1）赠与是一种财产处分行为，应以明示为认定标准；本案诉讼期间，刘某1主张赠与，却举证不力。（2）被上诉人辩称刘某5于1995年2月4日又书写了一条据，处分自己的财产给五子女等人，此条现仍在刘某1手中。但本案诉讼期间，双方均未举证证明刘某5于生前以遗嘱的形式对自己的全部财产作了具体处分。（3）刘某5于1994年10月20日致函五子女的财产处分意向，不宜被认定为遗嘱。因缺乏人证，刘某5于1995年1月30日和2月1日所书字条的真实背景难以查清。但是，刘某5称“我无遗产”显然与其本人日后所言自相矛盾。经法院查明，“无遗产”不是事实。基于上述理由，合议庭认定赠与不成立，被继承人刘某5有遗产，应予继承。
2.确定遗产范围。刘某5生前由台汇长并被法院查实的五笔计17.031万美元（折合141.87万元人民币），扣除了刘某5医疗费、丧葬费和给子孙晚辈的钱计8.085万元人民币之后，剩余的133.785万元人民币即为被承人刘某5的遗产。
3.确定继承人范围。刘某5遗产第一顺序继承人为子女刘某、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1等五人。
4.确定继承方式。这也是本案争议的焦点所在：一种意见认为，刘某51994年10月20日致五子女的函从形式到内容均符合遗嘱特征，应予认定，故本案应先按遗嘱继承再按法定继承办理。本案一、二审法院认为：鉴于刘某5在财产处分问题上前后表示不一，自病重到垂危期间的意思表示的真意和背景难以查清，故不认定该函为合法遗嘱，本案应按法定继承办理。
5.确定继承份额。刘某5后两次返长住刘某1处历时九个月，刘某1尽义务较多，刘某5的遗产可在五个继承人继承份额均等的基础上再多分20000元人民币给刘某1。
6.本案二审认为，本案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只是刘某5生前死后所花费用的数额需作变动，导致五个继承人的继承数额亦需相应变动。因此，本案二审判决的第二项不采取先撤销再改判的写法，而是作了直接变更。
（才苗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