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部

1.判决书字号：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2001）登告民初字第21号。

2.案由：不当得利纠纷。

3.诉讼双方
原告：靳某，男，1970年1月2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登封市。
诉讼代理人：丁建娟，郑州群达律师事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常某，男，1975年8月1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登封市。

4.审级：一审。

5.审判机关和审判组织
审判机关：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陈耀章；审判员：刘国斌、韩友仁。

6.审结时间：2001年4月15日。

（二）诉辩主张

1.原告诉称：其于1999年3月盗窃了被告常某天马牌两轮摩托车一辆，价值1840元，并以500元的价格卖给他人。在被告报案后，原告与被告协商私了。由原告给被告3000元，被告向公安局撤案，以后摩托车的事再出现问题由被告负责。后原告被公安机关抓获并受到刑事处罚。因此诉请法院，要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款3000元。

2.被告辩称：原告所诉均为事实，但摩托车直到3个月后才被追回，且摩托车已损坏得不成样子，3000元钱应抵其摩托车损失，故不同意还款。

（三）事实和证据
登封市人民法院审理查明：1999年3月，原告靳某盗走被告常某天马牌两轮摩托车一辆，价值1840元。经登封市大冶镇西刘碑村的赵某介绍，以5000元的价格卖给大冶镇沙沟村的史某和，原告实得300元。后被告偶然发现其丢失的摩托车并向公安机关报案。在公安机关对原告采取强制措施以前，经原告之兄靳某1及被告妻叔王某说合，双方同意私了并签订了协议。协议约定原告付给被告3000元，被告到公安机关撤回举报。被告收到3000元后，没有到公安机关撤回举报。同年7月9日，原告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后被登封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刑满释放后，原告要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款3000元。

（四）判案理由
登封市人民法院根据上述事实和证据认为：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协议，旨在掩盖原告的犯罪行为，使原告逃避法律的追究。因此，协议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因而无效。另外，不当得利之债的债权本应具有合法性，不当得利之债是一种合法之债。原告基于违法协议所实施的给付行为也是无法律依据的，因此不应享有不当得利的债权。对原告的请求应予驳回，对被告的非法所得应予收缴。

（五）定案结论
登封市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及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1.原告、被告双方订立的协议无效。
2.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30元，由原告承担。

（六）解说
本案名为不当得利纠纷，实为不法给付之诉。
所谓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获得利益而使他人利益受到损害。我国民法对不当得利的规定，仅有两个条文，即《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三十一条。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不当得利的构成则存在不同的认识。根据通说，不当得利构成要件应当有以下四点：（1）一方取得利益，既包括财产的积极增加，如取得所有权、知识产权等；也包括财产的消极增加，如因债务消灭而使财产免于减少而实际上增加。（2）他人财产损失。包括既存财产的减少与可增加的财产未增加两种形态。如果只有受益没有对方的财产受损，“利己而不损人”的，则不属不当得利。（3）一方获益与他人受损有因果关系。即受损失是取得利益所致。至于损失与利益的大小是否一致，形态是否相同，在所不问。在利益受损人所负返还义务的范围上，利益小于损失的，以利益为准；利益大于损失的，以损失为准。但超出损失部分的利益，在扣除劳务及管理费后，由法院收缴。（4）无法律上的根据。指取得利益时无原因，也包括利益取得时有原因，但以后该原因消灭，如买卖被撤销。
构成不当得利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条件，缺一不可，但是不是具备这四个条件就一定成立不当得利呢?本案中的被告常某收取原告靳某“私了费”3000元，获得了财产利益，致使原告财产损失，且被告后来没有到公安局撤回举报，违反了“私了协议”，取得收益当属无法律上的原因。那么被告收取原告的3000元钱是否就存在不当得利，从而原告靳某就有权请求被告返还呢?答案是否定的，登封法院在一审判决中更是明确无误地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靳某收取3000元“私了费”符合不当得利的四个条件却构不成不当得利，原因是什么呢?这需要从不当得利的类型说起。依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发生原因，不当得利可分为给付之不当得利和非给付之不当得利。前者是指基于给付而发生的不当得利。后者则是指凡给付以外的事实而发生的不当得利。其中给付之不当得利中的给付必须合法，如果给付原因违法，即使给付符合不当得利的条件，也不适用不当得利。例如收受贿赂，行贿人给付受贿人财物的目的是为获得不正当利益，给付的原因是非法的，因此，即使受贿人未能为行贿人谋取到利益，行贿人也无法以不当得利为由，向受贿人请求返还财产。因为，如不作出此种规定，允许行贿人向受贿人追贿，则会使不法变成了“合法”。对不法给付排除适用不当得利规定，现已为各国民法普遍采用（如《法国民法典》第八百一十七条，《日本民法典》第七百零八条），但多数国家亦同时规定，不法原因应当存在于给付和接受双方，即给付双方对违法都是明知的，故意的。如果不法原因仅存在于一方时，不排除适用不当得利的规定。如饭店侍员向顾客强索小费，侍员要求给付的原因和行为是非法的，而对顾客则是被迫的，无违法之处。这样顾客完全可以以不当得利为由请求侍员返还小费。当然，不法原因给付，如果以民事行为无效的规定，也会发生同样的后果。回到本案，原告、被告之间签订的“私了协议”，目的在于使原告的犯罪行为逃避法律的追究，显然有悖我国法律的规定，且对违法原因，原告、被告双方均心知肚明，同为故意，基于此不法基础上的给付3000元行为，当然不能适用不当得利的规定，原告亦不能以不当得利为由请求返还。
或许有人会问，不法给付不能请求返回，那被给付方岂不捡了便宜?否也。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对违反法律的民事行为，可以收缴非法所得，并处以罚款和拘留，登封市人民法院也正是基于该规定，对被告收取的3000元“私了费”予以收缴，并对原告、被告各处500元罚款。
（魏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