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部

1.判决书字号：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4）朝刑初字第3405号。

2.案由：伪造居民身份证案。

3.诉讼双方
公诉机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张文娟。
被告人：唐某，男，1980年4月14日出生于河北省河间市，汉族，初中文化，农民。2014年2月7日因本案被逮捕。
辩护人：吴风涛，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4.审级：一审。

5.审判机关和审判组织
审判机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刘欢；人民陪审员：孙冀鹏、陈思。

6.审结时间：2014年12月26日。

（二）诉辩主张

1.公诉机关指控称
被告人唐某于2012年4月至6月间，隐瞒真实身份，到北京市朝阳区盛华驾校使用姓名为王某（男，殁年18岁，内蒙古自治区人）的身份证，学习驾驶。后被告人唐某被查获归案。被告人唐某伪造居民身份证并使用，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已构成伪造居民身份证罪，提请本院依法予以惩处。

2.被告辩称
被告人唐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内容未提出异议。
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为：被告人犯罪情节轻微，建议法庭对其从轻处罚。

（三）事实和证据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2012年4月至6月间，被告人唐某使用本人的照片和其妻兄王某（男，殁年18岁，内蒙古自治区人）的户籍信息向王某户籍所在地的公安机关申办二代身份证1张，后又使用该身份证在北京市朝阳区盛华驾校学习驾驶、申领驾驶证。唐某后被抓获归案。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1.证人王某1、贺某、张某、潘某、崔某、姜某、白某、徐某的证言；
2.常住人口信息表证明；
3.辨认笔录；
4.《内蒙古自治区公安机关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工作规范（试行）》；
5.扣押清单、身份证1张及居民身份证检验报告；
6.机动车驾驶证申请表、机动车驾驶人科目考试成绩单及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京朝分所出具的证明；
7.到案经过；
8.公安机关出具的户籍材料及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
9.被告人唐某的供述。

（四）判案理由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唐某法制观念淡薄，伪造居民身份证，侵犯国家的居民身份证管理秩序，其行为已构成伪造居民身份证罪，依法应予惩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唐某犯伪造居民身份证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鉴于唐某当庭能够自愿认罪，结合本案的具体犯罪手段，可认定其犯罪情节轻微，故依法可对其免予刑事处罚。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本院酌予采纳。

（五）定案结论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三款、第六十一条、第三十七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唐某犯伪造居民身份证罪，免予刑事处罚。

（六）解说
对本案的定性存在两种分歧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唐某的行为不符合刑法中“伪造”的含义，不具有刑事违法性，根据罪刑法定的刑法原则，不能定罪。另外，行为人唐某前往公安机关骗领身份证，是否能够成功领取具有不确定性，这种行为与伪造居民身份证有着本质的区别，属于骗领身份证，是违法行为，应区分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另一种观点认为行为人唐某的行为构成伪造居民身份证罪，其行为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
本文同意第二种观点，认为行为人唐某的行为构成伪造居民身份证罪。具体理由如下：
1.利用公安人员不知情的行为实施犯罪，系间接正犯
间接正犯，也称为间接实行犯，指把他人的行为当做犯罪工具去实施意欲的犯罪行为。行为人与被利用的人不构成共同犯罪，行为的法律责任由行为人直接承担。学者罗克辛将支配犯的间接正犯归纳为：第一，幕后者能够通过迫使直接实施者实施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从而达成自身对于犯罪事实的支配性。第二，幕后者可以隐瞒犯罪事实，从而欺骗直接实施者并且诱使对真相缺乏认知的实施者实施幕后者的犯罪计划。第三，幕后者可以通过有组织的权力机构将实施者作为可以随时替换的机器部件而操纵，并且据此不再将实施者视为个别的正犯而命令，进而达成对犯罪事实的关键支配。
学者对间接正犯的具体类型归纳虽然存在不同，但是对利用他人缺乏故意（或不知情）的行为属于间接正犯的认识是一致的。即，行为人在犯意的支配下，隐瞒犯罪事实，利用不知情的他人的行为实施其谋划的犯罪行为的属于间接正犯，被利用者实施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归责于行为人，被利用者不承担法律责任，二者不属于共同犯罪。
具体到本案，行为人唐某在申办居民身份证时，隐瞒其提供虚假照片、冒用他人身份信息的事实，利用公安人员不知情、缺乏故意的行为实施办理假身份证的行为属于间接正犯，应当对该公安人员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利用公安人员“无形伪造”居民身份证的行为，认定为伪造居民身份证罪
我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没有明文规定“伪造”一词的含义，各国刑法典也鲜有对“伪造”一词单独作出立法明确。理论界对《刑法》第二百八十条规定的“伪造”的含义，存在两种学说：一是“有形伪造说”，即没有制作权限的人冒充国家机关名义制作文书、证件；二是“有形伪造说和无形伪造说”，肯定有形伪造和无形伪造，后者指有制作权限的人制作内容虚假的文书、证件。笔者认为应当肯定无形伪造居民身份证的行为构成伪造居民身份证罪。
一是由居民身份证本身所决定。所谓居民身份证，是指公安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统一印制、核发和管理的用以证明居民身份的证件。一个合法、真实、有效的身份证包含两方面：一是形式上的合法、真实、有效，即由公安机关核发，且材质为国家统一标准；二是内容上的合法、真实、有效，根据《身份证法》第三条的规定，居民身份证登记的项目包括：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常住户口所在地住址、公民身份号码、本人相片、指纹信息、证件的有效期和签发机关，据此真实的身份证登记的上述信息都应当是真实的。那么，无制作权限者制作居民身份证认定伪造居民身份证罪自无异议。而有制作权限者制作内容虚假的身份证，虽材质和制作主体均为真实，但内容不真实，也应当认定为伪造居民身份证罪。
二是基于社会危害性角度。伪造居民身份证罪侵犯的客体是社会管理秩序，妨害了公安机关对身份证的有效管理。从社会危害性的角度来说，提供虚假信息通过不知情的公安人员职权行为制发“表面真实”的身份证的行为不论是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还是客观的社会危害性均不亚于行为人直接伪造居民身份证的行为。无形伪造的居民身份证更难以查处，对其他人而言，其“真实度”高于直接伪造的居民身份证，更加难以辨别。
三是伪造居民身份证罪并非身份犯，一般主体均可构成本罪。身份犯是指要求自然人具备特殊身份或者刑罚的加重减轻以自然人具有特殊身份为前提的犯罪，无特殊身份不能构成该罪或者不能加重减轻处罚。《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三款，伪造居民身份证罪并未就犯罪主体有特殊规定，即一般自然人主体无论是否具有制发居民身份证的权限，均可以构成本罪。行为人唐某也可以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
具体到本案，公安人员制发的居民身份证虽然材质和制发主体是合法、有效的，但是内容并非真实。这种行为属于无形伪造居民身份证罪的情形，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较大，仍应当认定为伪造居民身份证的行为。
3.行为人的行为属于伪造居民身份证的行为而非骗领居民身份证的行为
认为本案无罪的意见主要依据是《身份证法》第十六条第一项：使用虚假证明材料骗领居民身份证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并处200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据此认为行为人唐某的行为属于骗领居民身份证的行为，为行政处罚的范畴。司法实践中对此规定如何理解存在争议：一种认为行为人的行为属于使用虚假证明材料骗领居民身份证；另一种观点认为《身份证法》规定的使用虚假证明材料骗领居民身份证的行为应理解为在领取公安机关制作的真实身份证时使用虚假证明材料，如使用假证明领取他人身份证。
笔者认为，《身份证法》第十六条至第十八条同时规定了伪造、变造和骗领居民身份证三种行为。其中骗领居民身份证的行为予以行政处罚，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予以刑事处罚。在《身份证法》并未对骗领的含义加以明确的前提下，上述两种观点都有合理性。在法律未予明确时，正确界定《身份证法》规定的行政处罚行为与刑法上的犯罪行为关键在于断定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否需要刑法予以规制。本案中，行为人唐某在领取身份证后虽未用于犯罪行为，但其隐瞒事实，利用公安人员的职务行为制作虚假身份证足以见其主观恶性较大；从客观上来看，该种身份证一旦成功办理，将难以分辨真伪，身份证上的信息完全指向王某，被告人使用该身份证做出的行为追查难度大（其用于考领驾照后，交管部门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管理），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当，其潜在的社会风险较大，予以行政处罚不足以评定，应当予以刑法规制。
综上，伪造居民身份证应当包含有形的伪造和无形的伪造。行为人唐某属于间接正犯，公安人员的行为直接归责于行为人唐某，其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应当认定为伪造居民身份证罪。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刘欢　付想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