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部

1.判决书字号
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1995）宜中刑初字第80号。

2.案由：韩某等8人投毒案。

3.诉讼双方
公诉机关：湖北省宜昌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王和平，代理检察员冯毅。
被告人：韩某，男，31岁，汉族，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农民。因本案于1995年5月27日被逮捕。
辩护人：熊平，湖北省宜昌市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罗某，男，22岁，土家族，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农民。因本案于1995年5月27日被逮捕。
辩护人：汪开泉，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恒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向某，男，31岁，汉族，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农民。因本案于1995年5月27日被逮捕。
被告人：杨某，男，32岁，汉族，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农民。因本案于1995年5月27日被逮捕。
辩护人：杨才平，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恒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覃某，男，27岁，土家族，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农民。因本案于1995年5月27日被逮捕。
被告人：李某，男，24岁，汉族，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兽医。因本案于1995年5月27日被逮捕。
辩护人：许贵松，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恒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田某，男，26岁，汉族，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农民。因本案于1995年5月27日被逮捕。
被告人：刘某，男，27岁，汉族，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农民。因本案于1995年5月27日被逮捕。

4.审级：一审。

5.审判机关和审判组织
审判机关：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陈宜安；代理审判员：宋涛、常胜。

6.审结时间：1995年12月25日。

（二）诉辩主张

1.湖北省宜昌市人民检察院指控称
1994年10月26日至1995年4月2日，被告人韩某、罗某伙同被告人向某、杨某、覃某、田某、李某、刘某，为牟取非法利益，采取使用氟乙酰胺鼠药将村民的耕牛毒死，然后以低价收购出售营利的手段，先后在长阳县各乡、镇作案23起，毒死耕牛23头（价值4.88万元），然后低价收买死牛11头，销售获利6350元。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投毒罪，请求依法判处。

2.被告人的答辩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
被告人韩某等8人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供认不讳。
四辩护人对起诉指控的事实不持异议，但均认为本案被告人的行为只构成破坏集体生产罪。

（三）事实和证据
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被告人韩某、罗某自1994年10月26日至1995年4月2日，先后伙同、指使被告人向某、杨某、覃某、田某、李某、刘某，先用氟乙酰胺鼠药将他人耕牛毒死，然后低价收购出售牛肉营利，先后在长阳县贺家坪镇、乐园乡、渔峡口镇等地作案23起，毒死耕牛23头（价值4.88万元）。其中，被告人韩某伙同他人作案20起，毒死耕牛20头，价值4.23万元，销售死牛11头；被告人罗某先后伙同他人作案13起，毒死耕牛13头，价值2.63万元，销售死牛4头；被告人向某参与他人作案9起，单独作案1起，共毒死耕牛10头，价值2.25万元，销售死牛6头；被告人杨某参与他人作案3起，毒死耕牛3头，价值7000元，销售死牛1头；被告人覃某参与他人作案1起，毒死耕牛1头，价值2000元，销售死牛1头；被告人李某参与被告人罗某作案2起，毒死耕牛2头，价值4000元；被告人田某、刘某受韩某、罗某指使作案1起，毒死耕牛1头，价值2500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1）韩某等8名被告人关于毒杀耕牛的供述。
（2）受害人关于耕牛死亡及死牛被收购的陈述。
（3）物证：依法提取的杀鼠药，经被告人当庭辨认系被告人所使用的毒药。
（4）鉴定结论：剧毒杀鼠药氟乙酰胺，该药毒死的动物为其他动物所吃会造成二次中毒。

（四）判案理由
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1.被告人韩某、罗某、向某、杨某、覃某、李某、田某、刘某以投毒的方法毒死大量耕牛，并将中毒死亡的牛肉向市场出售，造成公私财产的重大损失，危害了公共安全，其行为均构成投毒罪。
2.被告人韩某、罗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应从重处罚；被告人向某、杨某、覃某、李某、田某、刘某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可分别从轻、减轻处罚。
3.辩护人所提本案应以破坏集体生产定罪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五）定案结论
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零五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一款，作出如下判决：
1.韩某犯投毒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罗某犯投毒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3.向某犯投毒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4.杨某犯投毒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
5.覃某犯投毒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6.李某犯投毒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7.田某犯投毒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
8.刘某犯投毒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

（六）解说
本案争论的焦点在于行为的定性，即对投毒行为是应定投毒罪还是破坏集体生产罪，法院以投毒罪定性是正确的。首先，破坏集体生产罪和投毒罪在主观方面是相同的，都是出于故意。而在客观方面，破坏集体生产罪是实施了破坏生产工具的犯罪行为，其行为危害了集体生产；投毒罪则是以投毒的方法危害或威胁了公共安全。两者犯罪构成的主要区别在于侵害的客体不同。本案八行为人为牟取暴利，以杀鼠药氟乙酰胺毒死耕牛，再将被毒死的耕牛牛肉出售牟利，致使23头耕牛死亡，给村民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同时被告人将毒死的牛肉出售给消费者食用，可能引起二次中毒，对不特定的多人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损害。本案被告人毒杀耕牛，虽致使农户无畜力役使耕田，破坏了集体生产。然而，被告人的投毒并出售牛肉的行为更主要的是危害了公共安全，应定投毒罪。
其次，从犯罪对象来看，犯罪对象是否特定，是危害公共安全罪与其他犯罪的本质区别。犯罪对象的不特定性，是指犯罪行为是针对某个具体的对象，其严重后果不是犯罪分子事先能确定的。如果犯罪行为指向的是预先确定的具体目标，而不直接危及多人的生命、健康和其他公私财产的安全，则不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而破坏集体生产犯罪所指向的对象是正在使用的生产工具。从本案行为人的侵害对象看，各被告人随身携带毒药，四处作案，其毒杀的耕牛绝大部分都是正在放牧的，行为人所采取的手段也是将毒饵投放于草场中即离去。虽然被告人希望与追求的是毒死正在放牧的耕牛，但由于投毒的地点邻近居住地，毒饵可能被其他动物所食，而且行为人明知耕牛系为自己所毒死，食用牛肉可能会对人体造成严重损害。仍将牛肉投放市场出售，致使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处于危险中。本案被告人投毒和出卖行为是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的，正是投毒与出卖行为的不可分性，才造成公私财产的重大损失，使公共安全受到威胁，若将投毒与出卖分割开来，则不能准确、全面地反映出行为人行为特征和危害性。
最后，本案发生在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该县是山区县，经济不发达，村民普遍生活水平较低。耕牛对该县村民来说，既是不可或缺的生产工具，也是家庭的主要财产。耕牛被毒杀，不仅无法进行生产，而且造成村民重要财产的丧失，危害十分严重。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是罪刑相适应，对本案若以破坏集体生产罪治处，不仅定性不准，而且相对本案的社会危害性来说，也会造成量刑畸轻。因为破坏集体生产罪的量刑即使情节严重，最高处刑也只有7年有期徒刑，如此处刑显然不能起到打击犯罪，保护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的目的。
（高见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