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部

1.判决书字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霍城垦区人民法院（2001）霍垦民初字第52号。

2.案由：赡养纠纷。

3.诉讼双方
原告：李某，男，1933年出生，汉族，无职业，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
原告：胡某，女，1936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
被告：李某1，男，1969年5月8日出生，汉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64团17连职工，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
被告：邹某，男，1956年6月25日出生，汉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64团17连职工，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

4.审级：一审。

5.审判机关和审判组织
审判机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霍城垦区人民法院。
独任审判：审判员：代瑛。

6.审结时间：2001年3月21日。

（二）诉辩主张

1.二原告诉称：我们夫妻已经年老，没有生活来源，需要子女赡养。我们有五个子女，其中两个女儿及次子一直赡养我们，但被告即长子邹某及三子李某1没有尽到赡养义务。经64团法律服务所主持调解，我们与邹某、李某1达成协议：从2000年起，每年春节前他们分别给付我们赡养费600元、300元；如果逾期不给付，逾期一日承担违约金500元。协议达成后，李某1一直未给我们付赡养费；邹某也未给付2001年的赡养费。故此我们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李某1给付2000年、2001年的赡养费1200元，承担违约金1000元，并按协议每年继续给付赡养费；要求被告邹某给付2001年的赡养费300元，承担违约金1000元，并按协议每年继续给付赡养费。此外，要求二被告承担本案的受理费。

2.被告李某1辩称：我并不是不想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签订扶养协议时，我承包土地的收入还好，可这两年来我承包土地没有收益，还亏损，所以没有能力给付父母的赡养费。我请求按我的经济能力承担确定我应给付的赡养费。64团法律服务所调解我与二老达成的给付赡养费的协议，并非我真实意思的表示，因此该协议无效。

3.被告邹某辩称：二原告是我的父母，我作为他们的儿子，给付赡养费是应该的。以前我每年都给付赡养费，由于2000年我承包的土地出现亏损，家庭经济有困难，两个孩子上学还要花钱，所以我暂时无能力给付赡养费。64团法律服务所调解时，我不在场，因此我认为该协议对我没有约束力。

（三）事实和证据
霍城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李某、胡某是夫妻，是被告李某、邹某的父母。二原告现年分别为67岁、64岁，均已丧失承包土地的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二原告有子女五个。被告邹某是原告李某的继子（胡某与前夫所生之子），2000年承包土地亏损，欠连队承包费3317.81元；被告李某1。是原告李某、胡某婚生之子，1999年和2000年承包土地亏损，欠连队承包费3549.71元。二原告其三个子女，分别是工人和农工，家庭经济也较差。二被告因不能按时给付二原告赡养费，二原告不满意，与二被告发生纠纷。为此，64团法律服务所出面进行调解。经调解，二原告与二被告于2000年6月27日自愿达成协议：每年春节的前三天，李某1、邹某分别给付赡养费600元和300元；如果二被告不按协议确定的时间给付赡养费，逾期一日承担违约金500元。协议达成后，二被告未按协议给付赡养费。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1.二原告与二被告在64团法律服务所调解下达成的协议书，证明二被告同意给付赡养费的数额和逾期应承担的违约金。
2.64团出具的关于李某1、邹某分别欠其土地承包费2063.81元。
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2000）新公交字第72号的通知，证明二被告应给付的赡养费未超过本地区被扶养人的生活标准。

（四）判案理由
霍城垦区人民法院根据上述事实和证据认为：子女赡养老人是应尽的法定义务，不得以任何借口不尽赡养义务。原告李某、胡某年近七旬，年老体衰，已丧失劳动力，无生活经济来源，需要五个子女赡养。其中三个子女履行了赡养义务，而二被告作为二原告的儿子，却以承包土地亏损为由拒绝给付赡养费，不仅违背了法律的规定，也违背了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要求，应该受到批评。二原告要求二被告给付的赡养费，未超过本地区被扶养人生活的标准，本院予以支持。但二原告要求按其与二被告达成的协议支付违约金，因该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故对原告的这一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五）定案结论
霍城垦区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1.被告李某1于2001年7月15日前给付原告李某、胡某2000年赡养费600元。
2.被告李某1自2001年起每年给付原告李某、胡某的赡养费600元，于每年12月30日前付清。
3.被告邹某自2001年起每年给付原告李某、胡某赡养费300元，于每年12月30日前付清。
案件受理费150元，办案实际支出费100元，租车费200元，合计450元，由二被告各负担225元。

（六）解说
本案二原告与二被告系父母子女关系，他们达成的赡养费给付协议，应否适用合同法；被告未按协议给付赡养费，应否承担违约责任，这是司法实践中很少遇到的两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二条，《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合同是平等主体（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本案原告与被告达成的赡养费给付协议，虽然也是一种设立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合同，但二者在合同主体、合同内容方面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双方当事人是平等的主体，彼此间不存在身份上的关系；其合同的内容即权利义务是由双方通过签订合同设立的；而后者双方当事人是父母子女，不是合同意义上的平等主体，彼此间存在身份上的关系；其在赡养方面的权利义务本已由法律所规定了的，双方通过签订合同规定这种权利义务，其目的只是约束作为义务人履行法定的赡养义务。由此可见，本案原告与被告达成的赡养费给付协议，属有身份关系的协议，而不属《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上所规定的合同。《合同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根据此规定，原告与被告达成的具有身份关系的协议，尽管是双方当事人合意的结果，符合《民法通则》和《合同法》所规定的合同的某些特征，但不适用《合同法》，而应适用《婚姻法》。也就是说，对原告与被告间的赡养给付协议纠纷，不应适用《合同法》，而应按《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从受诉法院所确认的案件事实看，二被告未能按协议给付二原告赡养费，如果依据一般合同履行的要求来认定，他们确实构成了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但是，如上所述，二被告与二原告达成的赡养费给付协议，是具有身份关系的协议，二被告没有按协议给付赡养费，实际上是没有履行法定的赡养义务，他们不存在违约问题，当然也不应承担违约责任。
上述分析说明，法院对本案原告与被告间的赡养费给付协议纠纷的处理，不适用《合同法》，而适用《婚姻法》，是正确的；对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也是正确的。不过，法官所阐述的判案理由，与本案判决所涉及的上述的法理不相符合，应该说这是一个缺憾。
（杨善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