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部

1、一审判决书字号：大埔县人民法院(2012)梅埔法民初字第92号

2、案由：赡养纠纷

3、诉讼双方
原告：邹某1，男，1932年6月15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黄声东，系大埔县光德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邹某2，男，55岁，汉族。
被告邹某3，男，50岁，汉族。

4、审级：一审

5、审判机关和审判组织
审判机关：广东省大埔县人民法院
独任审判：审判员：黄坤伟

6、审结时间：2012年12月3日

（二）诉辩主张

1、原告邹某1诉称，其是百货经营部的退休职工，与妻省吃俭用、千辛万苦把两被告抚养成人，现两被告在深圳及梅州发展，事业有成。然而自十多年前原告与被告邹某3发生争吵后，被告邹某3就把母亲接到深圳居住，不顾父亲生活。原告的生活费用主要靠被告邹某2负责。原告妻子多年前去世后，被告邹某3也没有赡养被告。无奈原告年老多病，特别是2011年患重病在市人民医院做手术不成功，生活不能自理，只能雇请保姆服伺侍。原告现每月看病治疗需花费200元，还要支付保姆佣金2300元。原告本想安心度过风烛残年，不料在2012年3月开始，被告邹某2也拒绝赡养父亲，原告多次请求两被告负责赡养费无果。如今，原告仅靠一个月1410元的退休金无法维持生活。特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两被告每人每月支付原告赡养费人民币2000元。

（三）事实和证据
大埔县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原告邹某1原系高陂百货营业部职工，与其妻陈某结婚后生育有两个儿子即两被告邹某2、邹某3。原告退休后与其妻在高陂乌槎开发区生活。2003年5月原告妻子患病，后被告邹某3将其已经瘫痪的母亲接至深圳家中生活并予以照顾。2005年1月底，原告妻子病逝。原告则继续在高陂居住，而被告邹某2在梅州市区居住。多年来原告一直一个人在高陂生活至今，期间被告邹某2雇请了保姆来照顾年事已高的原告的生活。去年9月原告患病做手术，出院后造成肠外排便，生活不能自理，需保姆予以照顾。原告现在每月的退休工资有1410元，之前，被告邹某2每月支付2000元给原告，自去年10月，被告邹某2每月支付3300元给原告至今年3月止。今年4月之后，被告邹某2没有再支付费用。原告称其每个月要支出生活费1300元，医药费200元，保姆佣金每个月2300元，合共3800元。而两被告均不支付生活费用给原告，原告以其退休工资已无法维持生活。据此，原告向法院起诉并提出上述诉请。在审理过程中，被告邹某3提出之前有过约定，由两被告分别赡养一个老人，其已对其母亲尽到了赡养责任，对原告的赡养按约定应由被告邹某2来承担；并认为原告要求每人每月支付2000元的要求过高，且不必要请人护理原告，原告应随被告邹某2生活；对于原告的生活费，有原告的退休金已经够用。原告则提出其在高陂有房屋，要求继续在高陂居住生活。请求两被告每人每月支付原告赡养费人民币2000元。

（四）判案理由
大埔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子女赡养老人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是法律规定的义务。《民法通则》规定："民事活动应尊重社会公德，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两被告在原告年事已高身体患病的情况下，不履行赡养义务显属无理，凡与此相悖的行为，无疑是对社会公序良俗的违反。《婚姻法》规定，成年子女对父母有当然的赡养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原告诉讼请求两被告支付赡养费，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原告每月有退休工资收入，可以作为其生活费用。原告年老体弱，长期独自在高陂生活，现又患病在身，需要有人护理。原告在高陂有住房，其本人也要求继续在高陂住，应予准许。但原告提出要求雇佣保姆的费用每月2300元偏高，结合当地一般雇佣人员标准，以每月1800元较为适当。原告生病产生的医疗费，除保险理赔外，其余费用应按医疗部门的票据额由两被告分担。被告邹某3提出之前有过约定，由两被告分别赡养一个老人，但并未形成书面协议，如何约定本院无法认定。被告母亲已经死亡，两被告应共同赡养原告。目前，原告的退休金收入可供其生活上的费用，两被告应负担原告的护理费用1800元，并应负担原告生病产生的医疗费。

（五）定案结论
大埔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邹某2、邹某3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每人每月给付原告邹某1护理费900元。
二、原告邹某1生病产生的医疗费，除保险理赔外，其余费用应按医疗部门的票据额由被告邹某2、邹某3各分担一半。
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六）解说
本案被告邹某3争辩的主要焦点是，其与邹某2有过口头协议，兄弟两人各赡养一个，母亲由其负责，父亲由邹某2负责。其已独立承担对其母的赡养责任，所以父亲应主要由被告邹某2负责赡养。这两兄弟之间的赡养协议是否可成为拒绝赡养老人的护身符？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就协议涉及法律关系进行分析，两被告之间的协议是双方订立，即使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达，协议的效力只及于签订协议的双方，也即是协议对原告并无约束力，所以仍需赡养父母，共同负责原告的赡养费用。
那是否子女之间订立的赡养父母协议都是无效的呢？也有人提出另外一个观点：我国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七条有明确的规定："赡养人之间可以就履行赡养义务签订协议，并征得老年人同意...."。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赡养人之间可以签订协议，但需要征得老人同意。笔者对该观点也不是很认同。首先，《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应该把该条文理解成强制性规定，不能以协议的形式免除此种法定义务。应该在老年人基本经济生活和精神慰籍有保障的前提下，经老人同意，多个义务人之间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妥善安排老人的赡养，分清责任、减少纠纷，多个子女之间签订赡养协议，以此让赡养资源最合理的分配。综上所述，赡养老人不仅仅是一种义务、一种美德，更是社会主义道德法律化的基本要求。法律所体现的道德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符合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
（林锋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