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部

1.判决书字号
一审判决书：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宜民初字第58号。
二审判决书：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1999）鄂民终字第44号。

2.案由：著作权、名誉权侵权案。

3.诉讼双方
原告（上诉人）：陈某（艺名陈某1），男，1941年4月出生，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歌舞剧团艺术指导。
委托代理人：陈守邦，宜昌市光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被上诉人）：彭某，男，1940年10月出生，原宜昌市文化局局长。
被告（被上诉人）：刘某，女，1941年11月出生，中共宜昌市委党校副教授。
被告（被上诉人）：宜昌市歌舞剧团。
法定代表人：田某，团长。
被告（被上诉人）：门某，男，1934年9月出生，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前进文工团歌舞分团团长。
被告（被上诉人）：宜昌市文化局。
法定代表人：冯某，局长。
委托代理人：蓝某，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江兴魁，宜昌市万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被上诉人）：宜昌中国青年旅行社（以下简称宜昌青旅）。
法定代表人：肖某，总经理。

4.审级：二审。

5.审判机关和审判组织
一审法院：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张耀秋；审判员：黄德文、刘旭堂。
二审法院：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梅咏明；审判员：李振汉；代理审判员：李小菊。

6.审结时间
一审审结时间：1998年12月8日。
二审审结时间：2000年4月14日。

（二）一审情况

1.一审诉辩主张
（1）原告诉称：我历经30多年寻觅土家艺术的历程，于1991年3月完成了土家族婚俗舞蹈剧本《土里巴人》初稿，1992年5月该剧在长阳首演获好评。以后被告宜昌市文化局、宜昌市歌舞剧团调演该剧，我提出订立演出合同，被告则巧言承诺。1994年5月，宜昌市歌舞剧团在首演成功后，便将我拒之门外，并无视我的“声明”，先后在6城市进行营业性演出，至1995年底演出164场，均未向我支付分文，且在香港演出时删除了我的署名。被告彭某、刘某发表文章，公然称“土剧”非原告创作。1995年1月，被告宜昌市歌舞剧团、门某未经我许可，擅自将《土里巴人》改编后表演，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时将原作中的“抹黑”改为“抹红”，歪曲了创作本意。1994年底，被告宜昌市文化局和宜昌青旅未经我许可，擅自印制发行1995年《土里巴人》台历，使用了我的剧情简介和部分歌词。现请求：判令被告彭某、刘某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公开向我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2万元。判令被告宜昌市歌舞剧团停止演出、赔偿经济损失5万元；支付原告报酬113 159.12元；对侵犯署名权向我赔礼道歉。判令被告宜昌市歌舞剧团、门某就随意改编的侵权行为向原告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2万元。判令宜昌市文化局、宜昌青旅停止侵权，赔偿经济损失5万元。
（2）被告彭某、刘某辩称：我们发表文章称宜昌市歌舞剧团创作《土里巴人》，有湖北省政府的通报奖励、宜昌市委市政府的表彰决定等依据，且所写文章属新闻评论，故不构成对原告著作权的侵害。
（3）被告宜昌市歌舞剧团辩称：原告只是《土里巴人》文字提示稿的执笔人，我们创作的是《土里巴人》舞蹈作品，因此我团是《土里巴人》作品无可争议的作者。我团演出自己的作品无需与任何人签订许可合同，原告参加了我团对《土里巴人》的创作演出活动，并获得相关荣誉，原告这种行为的默示，事实上是承认了我单位的创作。况且在1996年7月前原告根本未提出过签订合同的要求，我团也不能付给原告所谓“演出收入提成”。另外，在香港演出的节目单是由香港方面制作的，编剧等未署名是何原因我们并不知道，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4）被告门某辩称：我受宜昌市文化局、宜昌市歌舞剧团委托，在中央电视台1995年春节联欢晚会上为适应该台演出需要，对《土里巴人》剧进行浓缩、修改，其责任由委托人承担，而且改编中的“抹黑”改为“抹红”，并未侮辱土家风俗。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5）被告宜昌市文化局辩称：出于宣传宜昌的目的，印制了《土里巴人》1995年台历，因《土里巴人》是单位作品，故不需经原告同意，况且我们印制台历并非以营利为目的，也未对外销售，故不构成侵权，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6）被告宜昌青旅辩称：我社印制台历是为了宣传宜昌、介绍土家风情，没有出售，并非以营利为目的，该台历署名编剧陈某1，无侵权事实发生，且原告已丧失诉讼时效，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2.一审事实和证据
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1991年1月至3月期间，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歌舞团、文化局、文联及宣传部，多次研究文艺创作问题。原告提出创作“土家情”来反映土家民族婚俗，会议决定由原告执笔。原告于同年3月完成了第一稿，取名“土家情”。其后县文化局决定成立“土家情”创作领导小组，原告为副组长及创编小组组长。同年8月原告完成了创作第二稿，定名为《土里巴人》。同年10月被告宜昌市文化局负责人与长阳县宣传部、文化局负责人及创编人员，在长阳开会，研讨《土里巴人》的再创作问题，与会者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1992年2月原告完成了创作第三稿，同年5月该作品由该县歌舞团首次公演。1993年4月，宜昌市委、市政府为宣传宜昌和实施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的需要，由被告宜昌市文化局出面将《土里巴人》剧本调到市歌舞团，并将原告借调到宜昌参加创作。1993年10月，被告宜昌市文化局、宜昌市歌舞剧团经人推荐，聘请被告门某（国家一级编导）为总编导。剧本由原告执笔，经门某、施某、付某、蓝某和原告集体讨论修改，于沈阳定稿。后经有关专业人员，为其作曲及音乐、舞美设计，形成了土家族婚俗系列舞蹈剧《土里巴人》。在宜昌市委、市政府大力支持和演职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该剧在市、省和第五届中国艺术节演出获得成功。文化部为其颁发“文华大奖”。原告获省文化厅颁发《土里巴人》编剧特等奖，市文化局颁发的创作特等奖。1994年3月22日，原告为该剧的署名问题向宜昌市文化局、宜昌市歌舞剧团递交了一份后记，对参与修改编导《土里巴人》的个人作用做了评价，并提出对编剧只署陈某1、门某，或者陈某1。被告宜昌市文化局、宜昌市歌舞剧团接受了原告的意见，编剧署名为陈某1。1994年期间，原告署名编剧，先后在《剧本》、《民族大家庭》等刊物上发表《土里巴人》剧本。原告在1994年第4期《楚天艺术》杂志上发表该剧本后声明：“本剧本未经作者许可不得随意使用（包括选自剧中各场单独成章使用）。”1994年9月至1995年9月期间，被告彭某、刘某在人民日报、戏剧电影报等报刊上发表宣传介绍《土里巴人》一剧的文章时，称《土里巴人》是宜昌市歌舞剧团创作的。湖北省政府、宜昌市委市政府在通报表彰及颁奖证书中，均有宜昌市歌舞剧团创作演出的《土里巴人》的表述。1995年元月，被告门某接受宜昌市歌舞剧团的委托，为《土里巴人》一剧在中央电视台1995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出，按照晚会的时间安排对该剧进行浓缩、改编时，将“抹黑”改为“抹红”（剧本原作，土家族男女青年恋爱时，女青年手上抹满锅烟黑灰将小伙子抹成大黑花脸，小伙子又反过来抹到对方脸上）。1994年底被告宜昌市文化局、宜昌青旅在原告不知晓的情况下，印制了部分介绍土家风情、宣传宜昌的1995年台历，该台历引用了部分《土里巴人》剧本的歌词和剧情简介，但署名编剧为陈某1，该台历印制后没有销售，发送给了会议代表及来宾。同时查明：被告宜昌市歌舞剧团演出《土里巴人》164场，其中营业性的演出71场，门票收入262 444.4元，未按国家版权局的规定向原告支付报酬。1996年5月受港方邀约参加第三届神州艺术节演出，被告宜昌市歌舞剧团事先将《土里巴人》资料邮寄香港，港方在节目单上只署编导门某，而编剧、作曲等均未署名。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土里巴人》一剧一至六稿的手稿本，长阳演出本，长阳歌舞团关于原告职务的说明，《剧本》1994年12期，《民族大家庭》1994年第6期，《楚天艺术》1994年第4期，湖北省文化厅及宜昌市文化局颁发的荣誉证，1994年9月至1995年9月期间《人民日报》等报刊登载的以彭某、刘某署名的有关《土里巴人》的文章，中央电视台1995年春节联欢晚会中宜昌市歌舞剧团演出《土里巴人》的录像带、节目单，《艺术通讯》、《楚天艺术》关于《土里巴人》演出场次及收入的统计，宜昌市歌舞剧团关于非营业性演出的统计，1995年《土里巴人》台历，1996年6月、7月原告给宜昌市文化局宜昌市歌舞剧团的信，宜昌市光大律师事务所调查访问笔录，郑某的证明，1991年1月至1993年12月长阳文化局的会议记录及文件，1993年4月至1994年1月宜昌市文化局、宣传部关于扶持《土里巴人》的文件，《土里巴人》第7稿、原告打印的后记，市文化局关于解决《土里巴人》经费的请示，文化部的通知复函，原告的陈述、被告的答辩、庭审笔录等。

3.一审判案理由
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上述事实和证据认为：原告在单位的工作职责虽不是从事创作，但原告按照上级单位布置的创作任务，所创做出的《土里巴人》剧本应为职务作品。我国著作权法将职务作品的著作权归属划分为作者个人享有和单位享有，因该作品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故该剧本的著作权应归原告享有。《土里巴人》剧本由上级部门为社会公益性演出需要，调到宜昌市使用，宜昌市歌舞剧团对该作品的作曲、音乐、舞美设计等内容进行了再创作，形成《土里巴人》舞蹈剧，宜昌市歌舞剧团享有对其改编作品的演绎权。原告在参与该剧改编的过程中，在杂志上发表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使用的声明，对被告宜昌市歌舞剧团使用原告的剧本没有约束力。被告宜昌市歌舞剧团在赴香港演出时节目单上未署原告姓名的事实存在，对其责任不应由被告市歌舞团承担。但使用原告的剧本进行营业性演出，应按规定向原告支付报酬。被告门某在中央电视台1995年春节联欢晚会演出，浓缩修改《土里巴人》一剧时将“抹黑”改为“抹红”，虽有悖于原作，但其目的是突出春节喜庆色彩，可不以侵权追究。被告彭某、刘某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称《土里巴人》一剧是宜昌市歌舞剧团创作的，属新闻评论，不构成对原告剧本的侵权。被告宜昌市文化局、宜昌青旅将《土里巴人》一剧的部分歌词和剧情简介印制到台历上，其目的是善意使用，并非营利，且台历署名有原告，故二被告在本案中不承担民事责任。

4.一审定案结论
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二条、第三十五条第三款、第四十五条第六项，参照国家版权局关于《演出法定许可付酬标准暂行规定》第二条、第四条之规定，做出如下判决：
（1）被告宜昌市歌舞剧团向原告支付《土里巴人》剧营业性演出报酬5 511.33元（71场×3 696.4元×2.1%），并补偿原告的经济损失953.40元。
（2）驳回原告对各被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诉讼费7 568元，由被告宜昌市歌舞剧团负担7 000元，原告负担568元。

（三）二审诉辩主张

上诉人诉称：《土里巴人》是上诉人个人作品，原判认定为职务作品不当；原判认定被上诉人宜昌市歌舞剧团对《土里巴人》享有对其改编作品的演绎权，于法无据；各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著作权或名誉权构成侵权，应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被上诉人宜昌市歌舞剧团、宜昌市文化局、彭某、刘某、门某辩称：《土里巴人》是单位作品，不是上诉人个人作品。请求二审依法改判，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宜昌青旅未予书面答辩。

（四）二审事实和证据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上诉人于1991年3月创做出反映土家族民情风俗的《土家情》舞剧剧本。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文化局将此创作列为该县文化工作计划的内容。同年8月，上诉人完成了创作第二稿，并定名为《土里巴人》。1992年5月该作品由该县歌舞团首次公演。以上事实，有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歌舞剧团的证明；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文化局原局长郑某的证言；当事人的陈述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1993年5月，被上诉人宜昌市文化局将《土里巴人》剧本调到被上诉人宜昌市歌舞剧团。同年10月，被上诉人宜昌市文化局、宜昌市歌舞剧团聘请被上诉人门某为总编导，并由上诉人修改完善该剧本。上诉人在门某、施某、付某、蓝某等人提出一些修改性意见后，先后几易其稿，最后于1994年3月28日定稿。有关专业人员为该剧进行了作曲及音乐、舞美设计，该剧由宜昌市歌舞剧团公开上演。宜昌市歌舞剧团在宜昌市、湖北省和第五届中国艺术节上演出该剧获得成功。文化部为此颁发了“文华大奖”，上诉人获得湖北省文化厅颁发的《土里巴人》编剧特等奖及宜昌市文化局颁发的创作特等奖。以上事实有文化部、湖北省文化厅及宜昌市文化局颁发的有关奖状及荣誉证书；当事人的陈述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1994年期间，上诉人署名编剧，先后在《剧本》、《民族大家庭》等刊物上发表《土里巴人》剧本，并在1994年第4期《楚天艺术》杂志上发表该剧本后声明：“本剧本未经作者许可不得随意使用（包括选自剧中各场单独成章使用）”。以上事实有《剧本》1994年第12期；《民族大家庭》1994年第6期；《楚天艺术》1994年第4期在卷证实。1994年9月至1995年9月期间，被上诉人彭某、刘某在《人民日报》、《戏剧电影报》等报刊上发表宣传介绍《土里巴人》的文章时，称《土里巴人》是宜昌市歌舞剧团创作的。以上事实有《人民日报》1994年10月8日第八版；《戏剧电影报》1994年10月2日第12版等在卷证实。1995年元月，被上诉人门某接受被上诉人宜昌市歌舞剧团的委托，为《土里巴人》在中央电视台1995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出，按照晚会的时间安排对该剧进行浓缩、改编时，将“抹黑”改为“抹红”（剧本原作，土家族男女青年恋爱时，女青年手上抹满锅烟黑灰将小伙子抹成大黑花脸，小伙子又反过来抹到对方脸上）。以上事实有1995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节目录像带及庭审笔录在卷证实。1994年底，被上诉人宜昌市文化局、宜昌青旅印制了介绍土家风情、宣传宜昌的1995年台历，该台历引用了部分《土里巴人》剧本的歌词和剧情简介，虽署名编剧为陈某1，但未经上诉人的同意。该台历印制后发送给了会议代表及来宾。以上事实有《宜昌日报》1994年12月22日第一版；宜昌市文化局、宜昌青旅发行的1995年《土里巴人》台历及当事人陈述在卷证实。1996年5月，被上诉人宜昌市歌舞剧团应邀赴香港演出，在演出节目单及宣传册上均未署编剧陈某之名。以上事实有1996年香港第三届艺术节宜昌市歌舞剧团的节目宣传单及庭审笔录在卷证实。
同时查明：被上诉人宜昌市歌舞剧团演出《土里巴人》剧164场。其中营业性的演出42场，门票收入173 730.8元，未向上诉人支付报酬。以上事实有《艺术通讯》、《楚天艺术》等关于《土里巴人》演出场次及收入的统计等在卷证实。

（五）二审判案理由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系著作权、名誉权侵权纠纷。公民对其依法创作的作品享有著作权，包括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任何侵权行为都是违法行为，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土里巴人》的作品性质、作品的权利归属、《土里巴人》文字作品与对该作品进行表演形成的权利之间的关系以及该作品著作权人的相关著作权、名誉权等是否受到侵害等问题发生争议，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
1.对《土里巴人》作品的性质的认定。戏剧作品是指话剧、歌剧、地方戏曲等供舞台演出的作品。舞蹈作品是指通过连续的动作、姿势、表情表现的作品。无论是戏剧作品还是舞蹈作品，都不是指舞台上的表演。戏剧作品指的是戏剧剧本，而一台戏的形成，除剧本外，还有音乐、美术、服装、道具等。表演者享有表演者权，其他作者分别对音乐、美术等享有著作权。舞蹈作品指的是舞蹈的动作设计，它是通过文字图形以及其他形式将其固定下来。《土里巴人》是戏剧作品中的舞剧作品，虽然它也是以舞蹈为表现形式的戏剧，但又不同于一般的舞蹈，一般的舞蹈主要是给人以美的享受和艺术效果，而舞剧除了上述效果外，还能感受到作者对人生、事业的看法，体现作者的性格和写作风格，有人物和简单的情节等，《土里巴人》具有舞剧的上述基本特征。1999年，中宣部、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署、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部门组织编选的《新中国舞台影视艺术精品选》中，《土里巴人》作为舞剧类优秀剧目入选。据此，《土里巴人》是舞剧作品。
2.对《土里巴人》作品的权利归属的认定。以下证据充分证明《土里巴人》是陈某个人作品，其著作权归陈某享有：（1）陈某所在单位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歌舞剧团的证明；（2）1990年5月至1996年11月期间担任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文化局局长郑某的证明；（3）陈某作为编剧多次获得的奖励证书；（4）陈某发表剧本时的署名；（5）宜昌市歌舞剧团演出的节目单及宣传单上的编剧署名。陈某在创作过程中，某些人提出过修改意见，但该剧本从第一稿到第七稿的修改和完善，主要是进行语言的润色和文学性的提高，整个故事情节、主题思想、人物设置等都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上述修改并不能改变该剧本为陈某个人作品的性质。湖北省新闻出版局对宜昌市文化局的复函，从其内容上看，指的是《土里巴人》的表演作品，其表演者权为宜昌市歌舞剧团并无异议。
3.对《土里巴人》文字作品（剧本）的著作权与对该剧本进行表演形成权利的关系的认定。《土里巴人》的著作权属陈某所有，宜昌市歌舞剧团通过动作编排、服装、道具、设计、音乐、作曲等再创作形成的舞台节目《土里巴人》，其对《土里巴人》享有的只是表演者权，这是一种邻接权，并非一种新的独立的著作权。著作权人享有对其作品的表演权，他可以自己去行使表演权，也可以授予他人行使表演权。当他自己行使时，他既享有表演权，又享有表演者权，当授权他人行使时，则作者享有表演权，表演者享有表演者权。表演者在表演作品时，不得侵犯著作权人的其他权利。如修改权、改编权、录制权等。宜昌市歌舞剧团通过舞台动作编排、服装、音乐的设计和再创作表演的《土里巴人》，是其获得著作权人陈某对其表演权的一种转让许可，同时宜昌市歌舞剧团又享有表演者权。但表演者权不是一种独立的完整的著作权，是《土里巴人》著作权的邻接权。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宜昌市歌舞剧团对《土里巴人》有演绎权不当。
4.对未经著作权人同意进行改编的行为是否因善意而免责的问题的认定。门某对该剧的内容进行的浓缩、改编，特别是将土家婚俗中表现吉祥含义的“抹锅灰”改为“抹红”，改变了该剧的原意，未尊重土家族长期形成的婚俗习惯，侵犯了著作权人对作品的修改权，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门某是受宜昌市歌舞剧团的委托对表演的节目进行的改编，因此门某的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委托人宜昌市歌舞剧团承担。
5.对宜昌市文化局、宜昌青旅制作、发行台历是否构成侵权的问题的认定。我国著作权法明文规定，著作权人对其作品享有使用权，包括复制、发行的权利。著作权人陈某在1994年第4期《楚天艺术》发表《土里巴人》剧本时声明：“本剧本未经作者许可不得随意使用。”宜昌市文化局、宜昌青旅未经陈某的同意，擅自印制、发行有《土里巴人》剧本中的歌词和剧情简介的台历，虽未进行销售，但其赠与行为仍有商业性质，其行为已构成侵权。
6.对宜昌市歌舞剧团在香港演出时，节目单未署名陈某姓名，宜昌市歌舞剧团对此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的认定。表演者在表演作品时不得侵犯著作权人的其他权利，包括署名权。宜昌市歌舞剧团在香港演出时，其节目宣传单上未署编剧姓名，侵犯了著作权人陈某的署名权。作为演出的主办单位，香港文化艺术基金和香港联艺机构有限公司对此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陈某认为宜昌市歌舞剧团侵犯其署名权证据不足。
7.对彭某、刘某是否侵犯陈某名誉权的认定。彭某、刘某的行为不构成侵权。其一，从彭、刘二人发表文章整体上看，并未对陈某的名誉故意毁损或进行严重失实地评论。其二，该文章中称“由宜昌市歌舞剧团创作的《土里巴人》”依据的是文化部颁发的文华大奖证书中的用语。二人并无侵权的故意或过失。第三，从整篇文章的内容看，主要是对宜昌市歌舞剧团的表演进行的评论，称“宜昌市歌舞剧团创作的《土里巴人》”是指宜昌市歌舞团对该剧的表演。尽管这种用语并不恰当，但不构成对著作权人名誉权的侵犯。
8.对宜昌市歌舞剧团所应支付的演出报酬问题的认定。《著作权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表演者使用他人未发表的作品演出，应当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表演者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进行营业性演出，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当按照规定支付报酬，著作权人声明不许使用的不得使用。1993年8月1日国家版权局发布的《演出法定许可付酬标准暂行规定》中规定：演出作品采用演出收入分成付酬办法，即从每场演出的门票收入抽取一定比例向著作权人付酬。付酬比例标准：按每场演出门票收入的7%付酬，但每场不得低于应售门票收入的25%（指扣除场地费用后的实际收入）。演出改编作品的，依前述规定确定具体报酬后向著作权人支付70%，向原作品的著作权人支付30%。宜昌市歌舞剧团演出《土里巴人》164场，其中营业性的演出47场，陈某应获报酬4 343元。一审法院将宜昌市歌舞剧团表演作品视为改编作品，据此计算报酬不当。
综上所述，《土里巴人》文字作品的创作目的在于供舞台演出，其应为舞剧剧本。该作品系陈某创作的个人作品，著作权属陈某享有。陈某对该剧依法享有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门某受宜昌市歌舞剧团的委托，在中央电视台1995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未经陈某的同意，浓缩修改《土里巴人》，特别是将反映土家婚俗风情的“抹黑”改为“抹红”，改变了作品原意，侵犯了陈某对作品的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门某与宜昌市歌舞剧团之间系委托关系，门某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依法由宜昌市歌舞剧团承担。宜昌市文化局、宜昌青旅未经陈某的同意，擅自在其印制、发行的台历上引用《土里巴人》剧本中的歌词与剧情简介，虽未进行销售，但其赠与行为仍具有商业性质，侵害了陈某对《土里巴人》的使用权。宜昌市歌舞剧团使用《土里巴人》作品时，依法应当向著作权人陈某支付报酬。宜昌市歌舞剧团在香港演出《土里巴人》的节日宣传单上，未署编剧姓名，著作权人陈某的署名权受到了侵害。作为演出的主办单位，香港文化艺术基金和香港联艺机构有限公司对此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陈某认为宜昌市歌舞剧团侵犯其署名权证据不足，对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彭某、刘某曾发表文章称《土里巴人》是宜昌市歌舞剧团创作的。其用语虽确有不当，但并没有故意侵犯陈某的名誉或进行严重失实地报道，其行为不构成侵权。陈某的此节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据此，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判决不当，上诉人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应予支持。

（六）二审定案结论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五条第（四）、（五）、（六）、（七）、（八）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之规定，做出如下判决：
1.撤销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宜民初字第58号民事判决第（1）、（2）项，即：（1）被告宜昌市歌舞剧团向原告支付《土里巴人》剧营业性演出报酬费551.33元（71场×3 696.4元×2.1%），并补偿原告的经济损失953.4元。（2）驳回原告对各被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2.宜昌市歌舞剧团向陈某公开赔礼道歉，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10 000元。
3.宜昌市歌舞剧团向陈某支付演出报酬人民币4 343元。
4.宜昌中国青年旅行社、宜昌市文化局向陈某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各人民币5 000元。
5.驳回陈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按原判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 568元，由宜昌市歌舞剧团负担3 028元，宜昌市文化局负担2 270元，宜昌中国青年旅行社负担2 270元。

（七）解说
本案所涉《土里巴人》一剧在1995年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和文化部“文华大奖”，因该剧而起的著作权及名誉权纠纷也为社会所关注。本案当事人较多，涉及的法律关系也较复杂，对于案中《土里巴人》作品的性质及权利归属、各被告侵权是否成立及责任之承担、赔偿数额之确定等，一、二审判决做出了不同的结论。笔者认同二审判决并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本案做一简要评析：
1.关于本案《土里巴人》作品的性质。
原告陈某以其是土家族婚俗舞蹈剧本《土里巴人》的作者为前提，要求六被告承担相应的侵犯其著作权或名誉权的民事责任。因此，要正确处理好本案，必须首先根据案件的事实及著作权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土里巴人》作品予以准确定性。本案二审采信的证据表明，陈某是创作《土里巴人》作品的人，根据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陈某是该作品的作者，那么相应的著作权也应属于作者。但是，原告陈某享有著作权的《土里巴人》作品是什么性质的作品呢?原告认为是舞蹈剧本，被告宜昌市歌舞剧团认为是舞蹈作品，一审判决认为该作品是“剧本”，但是何种剧本未予明确。一审判决同时又认为宜昌市歌舞剧团通过对该作品的作曲、音乐、舞美设计等进行了再创作，形成了在原作品基础上的改编作品《土里巴人》舞蹈剧，根据这一认定，宜昌市歌舞剧团则成为演绎作品《土里巴人》舞蹈剧的著作权人，陈某则是原剧本的著作权人。这样，就否定了陈某作品的剧本性质，充其量是一件文字作品。因为，如果陈某的作品是剧本的话，根据著作权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剧本是戏剧作品，是以书面或者以其他形式设计人物及故事情节，以舞台艺术的表现手段和技巧，供演员扮演角色在舞台上当众表现的作品。陈某创作的作品本身即是以舞蹈形式用于舞台表演的剧本，若在该剧本的基础上，又出现一个改编的“舞蹈剧”，这无疑是矛盾的。二审判决则认定陈某创作的作品是戏剧作品中的舞剧作品。笔者认为此种定性是准确的。理由如下：戏剧作品是著作权法规定的作品的类型之一，虽然戏剧作品的创作目的是用于舞台演出，但它并非指一台演出的完整的戏，而是指演出这台戏的剧本。陈某以表现土家族婚俗为目的所创作的剧本，正是用于舞台演出的剧本，该剧本有人物、情节等，该剧以凤妹和虎哥的爱情为贯穿主线，艺术地展示了古朴而奇异的土家族婚俗，该剧符合戏剧的基本特征。虽然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条对戏剧作品的列举中有话剧、歌剧、地方戏曲等，未明确列举舞剧，但根据舞剧的性质，舞剧应属戏剧，舞剧剧本应属戏剧作品，而并非纯舞蹈作品，因为舞蹈作品局限于连续、有节奏的富有美感的人体动作及表情。陈某创作的作品显然不属著作权法中的舞蹈作品，而应是舞剧剧本。同时，二审判决将陈某享有的舞剧剧本的著作权与宜昌市歌舞剧团享有的表演者权（邻接权）做了区分，进一步明确了陈某创作的作品的性质，从而有利于明确各侵权行为的性质及相应的侵权责任的承担。
2.关于侵权赔偿数额的确定。
本案二审判决主文中，要求被告宜昌市歌舞剧团赔偿原告10 000元、被告宜昌中国青年旅行社、宜昌市文化局各赔偿原告5 000元。这种处理侵权赔偿的方式应属定额赔偿。一般来说，在侵犯著作权的行为确实造成原告的损失，而原告损失及被告获利均不能准确计算的情况下，可以适用定额赔偿的处理方式。本案即是属于上述情形。本案二审判决所做出的定额赔偿处理是恰当的，确定的赔偿金额适当，体现了对侵权行为的惩罚和对原告所受损失的适当赔偿。不足之处是，二审判决书在说理部分中对赔偿额的确定未做交代，给人的感觉是纯粹的司法自由裁量，具随意性。笔者认为最好是根据侵权行为的内容、性质及情节，对相应赔偿定额是如何确定的，在判决书中予以明确。
3.关于本案案由的确定。
本案原告针对六个被告以侵犯其著作权为由提起诉讼，一审案由也定为著作权纠纷。实际上，六被告并非都是必要的共同被告，一审法院是按合并审理处理的。二审判决根据原告诉讼请求及案件事实，认为原告针对被告彭某、刘某的诉讼请求实际上是认为两人侵犯其名誉权，故将本案案由确定为著作权、名誉权侵权纠纷。这是准确、全面地处理本案的前提。
（黄金波　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