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部

1.判决书字号：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民法院（2001）伍刑初字第118号。

2.案由：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强迫交易、敲诈勒索、故意伤害、聚众斗殴、寻衅滋事。

3.诉讼双方
公诉机关：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刘某，绰号“刘老么”，男，1962年11月20日出生，湖北省宜昌市人，汉族，初中文化程度，个体工商户，住宜昌市。1984年4月因流氓罪被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2001年6月7日因涉嫌强迫交易罪被刑事拘留。
辩护人：屈名胜，湖北天宜律师事务所律师。
彭国煊，湖北范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唐某，男，1953年3月21日出生，湖北省武汉市人，汉族，初中文化程度，无业，住宜昌市，因涉嫌强迫交易罪于2001年6月7日被刑事拘留。
辩护人：何昌林，湖北普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张某，男，1977年1月25日出生，湖北省枝江市人，汉族，初中文化程度，无业，住枝江市，因涉嫌强迫交易罪于2001年6月6日被刑事拘留。
辩护人：李建军，湖北夏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蔡某，男，1972年11月3日出生，湖北利川市人，土家族，初中文化程度，无业，住宜昌市。1991年因故意伤害罪被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1995年因敲诈勒索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2000年9月因故意伤害罪被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年，2000年11月28日被决定暂予监外执行，2001年6月28日因涉嫌强迫交易罪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22日解除刑事拘留，同年7月31日由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解除暂予监外执行决定，对其收监。
辩护人：付军华，湖北百思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郑某，男，1976年2月13日出生，湖北秭归县人，汉族，初中文化程度，无业，住宜昌市。因涉嫌故意伤害罪于1996年12月18日被决定取保候审，后潜逃。2001年6月7日被抓获并刑事拘留。
辩护人：夏海林，宜昌市鼓楼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人：余某，绰号“老健”，男，1968年9月7日出生，湖北省丹江口市人，汉族，初中文化程度，无业，住宜昌市。1983年因流氓罪被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1990年因盗窃罪被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2000年11月8日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
辩护人：夏飚，湖北夏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徐某，男，1967年8月11日出生，湖北省利川市人，汉族，初中文化程度，无业，住宜昌市，因涉嫌故意伤害罪于2001年6月7日被刑事拘留。
辩护人：蒋晓军、杜晓华，湖北七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刘某1，男，1976年12月2日出生，湖北省秭归县人，汉族，初中文化程度，无业，住湖北秭归县。因涉嫌强迫交易罪于2001年6月6日被刑事拘留。
辩护人：石秋生，湖北夏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肖某，男，1964年9月26日出生，江西省南昌市人，汉族，初中文化程度，无业，住宜昌市。1983年9月因故意伤害罪被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年，2001年6月7日又因涉嫌强迫交易罪被刑事拘留。
辩护人：高某，湖北宜昌市伍家岗区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
被告人：关某，男，1969年12月19日出生，湖北省松滋市人，汉族，初中文化程度，无业，住松滋市。因涉嫌强迫交易罪于2001年6月6日被刑事拘留。
辩护人：李建军，湖北夏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姚某，女，1970年11月3日出生，四川省南充县人，汉族，初中文化程度，无业，住宜昌市，因涉嫌强迫交易罪于2001年6月7日被刑事拘留。
辩护人：陈晓微，湖北夏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王某，男，1976年2月14日出生，湖北省宜昌市人，汉族，初中文化程度，无业，住宜昌市，因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于2001年9月27日被刑事拘留。
被告人：马某，男，1973年12月17日出生，湖北省石首市人，汉族，高中文化程度，无业，住湖北省枝江市。因涉嫌强迫交易罪于2001年6月10日被刑事拘留。
辩护人：晏益久，湖北德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4.审级：一审。

5.审判机关和审判组织
审判机关：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王伟；审判员：罗华、李伟文。

6.审结时间：2002年1月18日。

（二）诉辩主张

1.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民检察院指控称
（1）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
1999年年初，被告人刘某为防止他人报复以及达到获取暴利、扩张势力、称霸、垄断宜昌市伍家岗货运信息市场的目的，租用宜昌市伍家岗区共前村通达运输公司停车场为活动据点，纠集万某、郑某、蔡某、余某、徐某、肖某以及姚某1（在逃），以出让75%股份为代价吸纳其为骨干成员，积极吸纳被告人关某、刘某1、唐某、张某、姚某、王某、马某以及周某、唐某1、肖某1、张文明（四人均在逃）等人参加，形成了19人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该组织按“三级管理模式”运行。“一级”是“北方信息部”的八大股东。刘某、万某为该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刘某对内负责“北方信息部”的经营、操作、管理，万某对外防止外来滋扰及维护“北方信息部”的秩序，达到垄断该行业，称霸一方的目的。“二级”是由“北方信息部”操纵的被告人关某、马某等“车贩头子”。“三级”是“北方信息部”的从业人员，即被告人刘某1、唐某、张某、姚某、王某，他们配合“车贩头子”强迫司机、车主进行交易提取费用。该组织在运作时“遵守”一定的规矩，如专人守门、守车，扣押司机证件、钱物致司机无法逃离；不准车主、货主见面谈价；以威胁、恐吓、殴打的方式迫使车主就范；遇到报警，让“车贩子”躲起来，再把所有责任都推向“车贩子”；设定提取“信息费”的标准；宰司机在1000元以下，提100元，宰司机1000元～1500元，提150元；“车贩子”只能为“北方信息部”骗车，外部人员不准在“北方信息部”接车，否则武力解决。
该组织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仅1999年6月至2001年6月账面反映就高达76万余元，绝大部分被该组织挥霍和瓜分，八大股东“分红”308944元，“工资”开支111805元等。
该组织自成立以来，以“北方信息部”为活动中心，在宜昌市伍家岗及其行业范围内，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大肆进行强迫交易、敲诈勒索、欺行霸市、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了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公诉机关指控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北方信息部”辨认笔录、货车照片及证件，公安机关立案报告、受害司机及货主的报案记录，“北方信息部”的停车登记簿及货运交易合同。
（2）敲诈勒索
1999年至2001年1月间，“北方信息部”大肆进行敲诈勒索犯罪，经查证作案18起，敲诈勒索司机及车主杜某、俞某等人，共获赃款7900元。
公诉机关指控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受害司机及车主的陈述、车辆的照片及司机证件，“北方信息部”的停车登记簿。
（3）故意伤害
1996年11月4日下午，个体商贩丰某因收取中介费一事与金某（已处刑）发生矛盾。事后，丰某找人报复金某。金某要被告人郑某找人报复丰某，郑某即找来刘某2、李某、张某1等人，由金某、杜某1（已处刑）分发凶器，后金某离去。杜某1与被告人郑某带人到大公桥水果市场找到丰某，郑某持改制钢珠枪向丰某开枪，未击中，杜某1持刀将丰某砍倒在地，被告人郑某一伙逃离现场，丰某经抢救无效死亡。
公诉机关指控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宜昌市伍家岗区法院的刑事判决书、同案人金某、杜某1的供述，被告人郑某的供述。公安机关的证明证实郑某投案自首后潜逃。
2000年8月1日，被告人刘某与周某1等人发生矛盾后被砍伤，被告人郑某得知此事后欲报复周某1。2000年8月4日，郑某得知砍伤刘某的人是陈某，即纠集他人等候，并尾随至康庄路，用荡刀棍将陈某打成轻伤。
公诉机关指控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陈某的陈述及辨认记录，被告人郑某的供述，陈某的伤情鉴定。
2001年11月6日21时许，被告人余某与丁某、杨某等人在宜昌市胜利四路“华典咖啡屋”内娱乐，后与陈某1发生矛盾，被告人余某即伙同丁某、杨某等十余人，使用管制刀具及啤酒瓶对陈某1及张某2、王某1等人肆意殴打，后被告人余某被公安人员制止抓获。张某2所受伤情经鉴定为重伤。
公诉机关指控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公安机关的抓获经过，被告人张某2的辨认笔录及陈述，证人万某1、陈某1、王某1的证言，被害人张某2伤情的照片及法医鉴定。
（4）寻衅滋事
1998年8月10日晚，宜昌市陶珠路夜市72号摊主徐某1与74号摊主韩某发生纠纷。次日凌晨1时许，朱某得知后，邀约余某及夏某等四人赶到陶珠路夜市，对韩某实施殴打。事后朱某向徐某1索得现金1000元，韩某的伤情经鉴定为轻伤。
公诉机关指控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韩某的辨认笔录及陈述，证人葛某的证言及辨认笔录，徐某1的证言，同案人朱某的供述。
1999年4月19日晚8时许，被告人蔡某为将任氏兄弟赶出宜昌市黄柏河畜禽交易市场，纠集余某等人，以谈生意为名将任万举拉至一旁，对其实施殴打，用刀捅其腹部，余某用矿石砸任万举的头部，后余某等人逃离现场，任万举所受伤情经法医鉴定为轻伤。
公诉机关指控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任万举的陈述和辨认笔录，任万举的伤情鉴定。
（5）聚众斗殴
1999年6月，宜昌市白沙商场经理王某2因柜台租赁一事与周某2发生矛盾后，周某2请伍家岗一带“有名”的“周老大”周某3出面，王某2将此事告诉唐某1，唐某1又纠集徐某、余某与周某2、周某3谈判，但双方无法谈妥，唐某1等人即纠集二十余人冲入伍广酒家，与周某3及其一起的李某1、牟某进行斗殴，将李某1、牟某打伤后逃走。牟某的伤情经法医鉴定为轻伤。
公诉机关指控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受害人牟某的陈述及辨认笔录，证人牟某1、李某2、牟某、周某3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被告人徐某的供述。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刘某，万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以暴力、威胁和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歹、欺压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强迫交易，情节严重；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较大。被告人刘某、万某应对其组织、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全部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七十四条、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均已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应当数罪并罚。
被告人郑某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死亡、一人轻伤，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已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应当数罪并罚。
被告人徐某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积极参加聚众斗殴，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二百九十二条之规定，已经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聚众斗殴罪，应当数罪并罚。
被告人肖某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已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被告人关某、刘某1、唐某、张某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强迫他人交易，情节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二百二十六条之规定，均已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强迫交易罪，应当数罪并罚。
被告人姚某、王某、马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均已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2.被告人的答辩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
（1）被告人刘某的辩护人辩称：第一，刘某不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首先，刘某没有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动机和目的，主观方面不具有直接故意。其次，客观方面没有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也没有贿赂、引诱、威胁、逼迫国家工作人员为其提供非法保护的行为，因为无论怎样有组织、有暴力、称霸一方的组织，如果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没有贿赂、引诱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的活动或者提供非法保护，也就不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第二，被告人刘某不构成敲诈勒索罪。首先，刘某不是敲诈勒索行为的实施人，受害货主和司机没有指认其为作案人。其次，没有证据证明上述敲诈勒索款的去向，也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刘某知道这18起敲诈勒索案。最后，即使刘某指使或放任作案人员强迫交易，而作案人员在实施过程中，又进行敲诈勒索行为，从刑法理论上讲，作案人的行为称之为过度行为，刘某对其过度行为不应承担刑事责任，而对自己的行为只应按刑法理论中牵连犯的处理原则，承担强迫交易罪的刑事责任。第三，起诉书认定刘某“亲自参与14起强迫交易”的证据不足，认定刘某应对全部强迫交易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不足。
（2）被告人万某的辩护人辩称：第一，被告人万某不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因为“北方信息部”不具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它既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也没有经济实力，更没有“保护伞”，它的主要收入是合法取得的，指控刘某、万某一案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定性不准。第二，指控万某犯强迫交易罪的证据不足，没有受害司机的指证，犯罪金额无法确定，仅凭被害人陈述不能定案。第三，起诉书指控“北方信息部”的敲诈勒索行为，是在强迫交易的过程中，转化而成的，应认定为强迫交易，但不应由万某承担刑事责任，因为万某没有犯罪的直接故意。
（3）被告人郑某的辩护人辩称：第一，郑某主观上无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故意，客观上没有参与“北方信息部”任何违法犯罪行为，指控其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纯属主观推定，不能成立。第二，郑某在“伤害丰某致死案”中，被动接受他人指示，在实施过程中和犯罪结果尚未发生前，具有自动放弃继续实施犯罪行为的情节，案发后能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公安机关依法对其取保候审，取保候审期间，郑某遵纪守法，并没有潜逃，且结婚生子，公安机关认定其潜逃没有证据证实。在“伤害陈某”一案中，郑某已与陈某达成和解协议，郑某又赔偿了陈某8000元钱，陈某也没有向公安机关报案，不应作刑事公讼案件处理。
（4）被告人蔡某的辩护人辩称：第一，公诉机关指控蔡某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依法不能成立。蔡某没有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目的和动机。蔡某在“北方信息部”没有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第二，公诉机关指控蔡某犯寻衅滋事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案惟一证据是被害人任万举前后矛盾的陈述和辨认笔录，不足以证实蔡某参与殴打任万举，因而不能认定被告人蔡某犯寻衅滋事罪。
（5）被告人余某的辩护人辩称：第一，被告人余某不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因为“北方信息部”既不是黑社会性质组织，也不构成犯罪集团。“北方信息部”没有首要分子，也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既无书面、也无口头的帮规、帮约，没有牢固的组织结构。公诉人将该组织分为三级属逻辑混乱，没有周密的犯罪计划，其现有的运作模式是所有信息部的固定的模式，余某也没有在信息部有任何犯罪行为。第二，寻衅滋事黄柏河一起，公诉人也表示有事实，但缺乏证据。
（6）被告人关某辩称：其并没有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也不知道“北方信息部”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强迫交易也只参与过2起，其他均不是事实。
（7）被告人刘某1的辩护人辩称：第一，被告人刘某1不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北方信息部”不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刘某1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北方信息部”就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第二，公诉机关指控刘某1参与强迫交易7起，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只有公安机关的辨认笔录，没有其他证据印证，不能认定有罪。
（8）被告人唐某的辩护人辩称：唐某不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首先，“北方信息部”不属黑社会性质组织。其次，唐某到“北方信息部”打工是因为下岗，为生活所迫，没有犯罪动机，不具备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主观要件。唐某在“北方信息部”停车场看守大门，负责收取停车费，没有参与“北方信息部”其他成员的违法活动，其行为不构成犯罪，指控被告人唐某犯强迫交易罪除1起事实比较清楚外，其余3起事实不清，证明唐某构成强迫交易罪的证据不充分。
（9）被告人张某的辩护人辩称：张某不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首先，“北方信息部”不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其次，张某也未参与“北方信息部”的违法犯罪活动，公诉机关指控张某参与6起强迫交易行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10）被告人姚某的辩护人辩称：被告人姚某不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姚某主观上没有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故意，客观上也没有实施任何犯罪行为。
（11）被告人王某辩称：只是在“北方信息部”打工，并不知道“北方信息部”是黑社会性质组织。
（12）被告人马某的辩护人辩称：马某自己经营有货运信息部，其主观上没有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故意，客观上也没有实施任何犯罪行为，不应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三）事实和证据
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1.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1997年12月3日，被告人刘某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注册登记成立“宜昌市桔城路立交货运信息部”。1999年5月23日，被告人刘某、万某、郑某、蔡某签订协议，由四人共同经营共同管理，利润均分。1999年9月5日，该信息部租用宜昌市伍家岗区共前村通达运输公司停车场，并刻制“北方立交货配停车场”的合同专用章，以“北方信息部”的名义与司机、货主签订货物运输交易合同。后陆续吸纳被告人徐某、余某、肖某（已处理）以及姚某1（在逃）为骨干，接纳被告人关某、刘某1、唐某、张某、姚某、王某、马某（已处理）以及唐某1、周某、肖某1、张文明（四人均在逃）等人参与，形成了一个共计19人的犯罪团伙。
“北方信息部”在日常经营中形成了一定的管理模式，各被告人分工具体，“八大股东”即刘某、万某、郑某、蔡某、余某、徐某、肖某、姚某1，其占“北方信息部”固定的股份，按股份分取红利。刘某、万某负责业务信息部的日常管理，刘某对“内”，负责“北方信息部”的经营、操作、管理，万某“对外”，防止外来滋扰及维护“北方信息部”的秩序，郑某、蔡某、余某、徐某、肖某平时不在“北方信息部”上班，如遇有事，则随时赶到。被告人关某、马某及周某、肖某1、张文明等“车贩头子”，他们各自掌握着一批“车贩子”。由“车贩子”将各地货运司机及车主骗至“北方信息部”交于“车贩头子”，再由“车贩头子”以各种方式强迫司机、车主接受低价运输，从而提取中介费。被告人刘某1、唐某、张某、王某、姚某除在“北方信息部”从事一些工作外，还配合“车贩头子”强迫司机、车主交易，提取信息费、中介费。“北方信息部”在运作中形成了一些不成文的“规矩”，如专人守门、守车、扣押司机证件、钱物，使司机无法逃离；不准车主、货主见面谈价；以威胁、恐吓、殴打等方式迫使车主就范；报警发生后，让“车贩子”躲起来，把所有责任推向“车贩子”；提取“信息费”标准大致为10%；“车贩子”只准为“北方信息部”骗车；外部人员不准在“北方信息部”挖车，否则暴力解决。
“北方信息部”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了大量经济利益。从1999年6月至2001年6月账面反映就高达76万余元，均被挥霍和瓜分。八大股东“分红”308944元（刘某86075元，郑某25844元，万某31190元，蔡某19200元，余某37786元，徐某25550元，肖某25350元，姚某125350元），“看人”开支3450元，业务开支68964元，发放“工资”111805元，为股东配置通讯工具及服装17040元。
“北方信息部”自成立以来，在宜昌市伍家岗一带及行业范围内，大肆进行强迫交易、敲诈勒索、欺行霸市等违法犯罪活动，仅查证落实的即有强迫交易72起，敲诈勒索18起，严重破坏了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公安机关不断接到群众举报，遂立案侦查，于2001年6月先后将被告人刘某等抓获。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1）“宜昌市桔城路立交货运信息部”的工商营业执照、“北方信息部”的财务账目、停车登记簿等证实“北方信息部”内部形成了固定的财务制度。
（2）宜昌市长江会计师事务所的鉴定报告证实“北方信息部”在1999年6月至2001年6月间获利76万余元。
（3）“北方信息部”财务账目证实被告人刘某等八大股东分红、领取工资及其他开支的事实。
（4）被害人熊某、张某3、李某3的陈述证实因与“北方信息部”争夺车贩子、货源而被“北方信息部”的刘某、徐某、肖某、余某等人殴打的事实。
（5）被告人刘某、万某、郑某、蔡某、徐某、张某的供述证实“北方信息部”内部形成了一些“规矩”并存在大量强迫交易的行为。
2.强迫交易罪
1999年至2001年1月间，“北方信息部”以威胁、恐吓、扣押司机证件及钱物、殴打等方式强迫司机、车主以低价接受运输，大肆进行强迫交易犯罪，共强迫司机、车主李某12、杨某1、王某8、马某1、李某4、张某4、张某5、王某9、关某1、张某6、王某3、张某7、费某、蔡某1、孙某、薛某、刘某3、王某10、逢某、赵某、郑某1、姜某、邹某、刁某、杨某3、李某5、邵某、赵某1、党某、杜某2、梁某、李某6、王某11、叶某、葛某1、李某7、崔某、孙某1、李某8、夏某1、时某、陈某2、梁某1、郭某、彭某、李某9、段某、牛某、徐某2、王某4、王某12、郭某1、周某4、邓某1、陈某3、崔某1、朱某1、李某10、吴某、田某、谢某、李某11、邓某、王某13、杨某2、雍某、方某、费某1、卢某、周某5、包某、马某2等人低价运输共计72起。其中被告人刘某亲自参与14起、万某亲自参与4起、关某参与10起、刘某1参与7起、唐某参与4起、张某参与6起，郑某参与2起。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北方信息部”的停车登记簿，货运交易合同，受害司机及车主的陈述及车辆照片证件，部分司机或车主的辨认笔录，公安机关的立案报告书，部分被害人的报案材料，被告人唐某、张某等人的供述，证实上述72名司机及车主在“北方信息部”被强迫交易。
3.敲诈勒索罪
1999年至2001年1月间，“北方信息部”在对司机及车主进行强迫交易的过程中，如遇司机、车主坚决不从，则采用恐吓、威胁的方法，强行向司机及货主索要高额“信息费”。共敲诈勒索司机及车主杜某、俞某、彭某1、王某5、何某、宋某、江某、王某6、王某7、孙某2、周某6、孙某3、毛某、陈某4等人钱财，共18起，获赃款七千九百余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受害司机及车主的陈述，车辆照片及证件，“北方信息部”的停车登记簿、货物运输合同，被告人关某、张某的供述，证实上述司机及货主在“北方信息部”配货时被敲诈勒索。
4.故意伤害罪
（1）1996年11月4日下午，个体商贩丰某因收取中介费一事与金某发生矛盾。事后丰某便邀约陈某5，笪某报复金某，因陈某5、笪某与金某相识，从中调和，丰某未报复成。丰某走后，金某要被告人郑某邀人报复丰某，郑某即找来刘某2、李某、张某1及其他三个男青年（身份不详），由金某及其帮工杜某1（已处刑）分发凶器，后金某离去，杜某1和郑某带人到大公桥水果市场找到丰某，杜某1持刀，郑某和张某1各持一把钢珠枪上前追砍丰某，郑某向丰某开枪，但未击中，杜某1持刀将丰某砍倒在地，被告人郑某逃离现场，丰某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后郑某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1996年12月8日，公安机关决定对其取保候审。后金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被告人郑某在取保候审期间潜逃。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民法院（1999）伍刑初字第105号刑事判决书，被告人郑某的供述，同案人金某、杜某1的供述，公安机关的证明材料，证实被告人郑某在取保候审期间，公安机关多次传唤，其不能归案。
（2）2000年8月1日，被告人刘某与周某1等人发生矛盾后被砍伤，被告人郑某得知此事后要找周某1报复。2000年8月4日，被告人郑某得知砍伤刘某的是陈某，即携带荡刀木棍纠集他人在“夜猫”舞厅门口等候，陈某出来后，郑某等人尾随其至胜利四路与康庄路交会处，郑某用荡刀棍将陈某后脑打伤，其余人将陈某左手臂砍伤。经鉴定陈某的伤情为轻伤。后郑某与陈某经他人劝解，郑某赔偿陈某损失8000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法医鉴定结论，被告人陈某的陈述及辨认笔录，被告人郑某的供述，证实郑某将陈某打成轻伤，由郑某赔偿其8000元的事实。
（3）2000年11月6日21时许，被告人余某与丁某、杨某等人在宜昌市胜利四路“华典咖啡屋”内娱乐，后与同在“华典咖啡屋”内娱乐的陈某1（男，31岁）发生争执，被告人余某即同丁某、杨某等十余人使用刀具及啤酒瓶对陈某1及其朋友实施殴打并致伤张某2，后余某被在场宜昌市公安局特警队干警万某1抓获，其他人逃离现场。张某2所受伤情为重伤。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1）公安机关的证明，万某1的证言，证实被告人余某被抓获的经过。
2）被害人张某2的陈述和辨认笔录，证人陈某1、王某1的证言，万某1的证言，证实被告人余某参与殴打并致伤张某2。
3）被害人张某2的伤情照片及法医鉴定证实其所受伤情为重伤。
5.寻衅滋事罪
（1）1998年8月10日晚，宜昌市陶珠路夜市72号摊主徐某1与74号摊主韩某发生纠纷。次日凌晨1时许，朱某（已作处理），得知后，即给被告人余某打电话联系要其带人来帮忙，余某即邀约夏某（在逃）等四人赶到陶珠路夜市，用钢管对韩某实施殴打，致韩某头部、胸部、四肢受伤。事后，朱某以帮了徐某1的忙为由向徐某1索得现金1000元，韩某的伤情经鉴定为轻伤。徐某1赔偿了韩某的损失，朱某被劳动教养三年。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1）被害人韩某辨认笔录及陈述，证人葛某（系韩某妻子）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余某等人对韩某实施殴打。
2）被告人余某、同案人朱某供认了殴打韩某的事实，法医鉴定证实韩某所受伤情为轻伤。
3）徐某1的证词证实其与韩某发生纠纷后，朱某与余某殴打韩某的事实。
（2）1999年4月19日晚8时许，被告人蔡某为将任氏兄弟赶出宜昌市黄柏河畜禽交易市场，纠集十多人窜至交易市场找任万培，任万培不在，其弟任万举在场，蔡某以谈生意为名将任万举拉至一旁，对其实施殴打，致其轻伤，后蔡某等人逃离现场。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被害人任万举的证言指认被告人蔡某带人对其进行殴打，但其辨认笔录中对被告人余某的指认不一致，不足以证实余某参与殴打。
6.聚众斗殴罪
1999年6月，宜昌市白沙商场经理王某2因柜台租赁一事与周某2发生矛盾，周某2请伍家岗一带颇有名的“周老大”周某3出面威胁，王某2即将此事告诉其亲戚唐某1，唐某1即纠集徐某、余某1等人在伍广酒家与周某2、周某3谈判，但双方无法达成一致，致矛盾激化，唐某1等人即纠集二十多人冲入伍广酒家与周某3及其同伙李某1、牟某进行殴斗，将李某1、牟某打伤后逃走。牟某所受伤情经鉴定为轻伤。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1）周某3、李某1、牟某的陈述及辨认笔录证实徐某参与殴斗。
2）周某3的证词证实被告人余某参与谈判，在殴斗结束后看见余某乘出租车逃走。

（四）判案理由
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第一，被告人刘某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注册成立“宜昌市桔城路立交货运信息部”后，为防止他人报复以及获取暴利、扩张势力达到垄断伍家岗货运信息市场的目的，以出让股份为代价，先后吸纳了被告人万某、郑某、蔡某、余某、徐某、肖某等人参加，对外称“北方信息部”。在为司机、货主提供货运信息中介服务时，大肆进行欺行霸市、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北方信息部”在运作中，形成了较为紧密的组织。被告人刘某、万某是“北方信息部”的组织者、领导者，负责日常工作，其他人员分工明确、职责固定，有明确的犯罪目的，即以提供货运信息中介服务的形式疯狂敛财，两年中非法获利76万余元，“北方信息部”在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犯罪时形成了一些虽不成文，但全体成员都共同遵守的组织纪律，“北方信息部”逐渐形成了有十几人参加，有明确犯罪目的，有固定组织，有较严密的组织纪律的犯罪集团。但“北方信息部”尚不属黑社会性质组织。因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客观方面应表现为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同时必须有贿赂、威胁、引诱、强迫国家工作人员，为其提供非法保护的行为。因为无论怎样一个有组织、有暴力、称霸一方的组织，如果在实施犯罪过程中，没有贿赂、引诱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的活动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也就不构成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这是因为，一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会把渗透进政治领域作为重要目标。这种渗透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贿赂、收买、暴力、恐吓、威胁的方式发展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以期望该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通过貌似合法的形式赚取更多的利润，扩大经济实力，扩大组织规模；另一方面是通过上述不正当手段，控制国家工作人员成为其成员，当黑社会性质组织在其成员遇有危险或遭到打击时，这些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手中权力为其通风报信开脱罪责，或者阻挠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查禁，甚至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北方信息部”在实施犯罪过程中，没有贿赂、引诱国家工作人员为其提供非法保护，也没有发展国家工作人员参加，因此“北方信息部”不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征。公诉机关指控不成立。被告人刘某、万某、郑某、蔡某、徐某、余某、刘某1、关某、唐某、张某不构成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第二，“北方信息部”在为司机或货主提供信息中介服务时，以暴力、威胁的手段强迫司机、货主接受服务，收取信息费，并赚取差价，经查证属实的共72起，属情节严重。因被害司机及车主绝大部分是外地人，有些受害司机当时并未报案，后在接受公安机关调查时，也无法辨认作案人，但能够确认在“北方信息部”被强迫交易。被告人刘某、万某组织、领导犯罪集团“北方信息部”进行强迫交易犯罪，系主犯，按照“北方信息部”所犯全部强迫交易犯罪处罚；被告人关某、刘某1、唐某、张某在强迫交易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当从轻处罚。据此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被告人刘某、万某构成强迫交易罪；关某参与强迫交易10起，情节严重，构成强迫交易罪；被告人刘某1参与强迫交易7起，情节严重，构成强迫交易罪；被告人唐某参与强迫交易4起，情节严重，构成强迫交易罪；被告人张某参与强迫交易6起，情节严重，构成强迫交易罪。
第三，“北方信息部”在强迫交易过程中，遇司机或货主不从，即对被害司机采用恐吓威胁的方法，强行索取高额“信息费”。因受害司机无法指认具体作案人，应由“北方信息部”的组织者、领导者刘某、万某承担责任，被告人刘某、万某构成敲诈勒索罪，按照“北方信息部”的全部敲诈勒索犯罪处罚。
第四，被告人郑某与金某、杜某1故意伤害丰某，郑某持枪向丰某开枪，虽未击中，其主观目的非常明显，其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其虽在案发后主动投案，但在取保候审期间潜逃，经公安机关多次传唤不能到案，不能认定其自首。被告人郑某故意伤害陈某，致陈某轻伤，但郑某已赔偿其经济损失，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余某与丁某、杨某等人共同故意伤害张某2，致张某2重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
第五，被告人余某与朱某一起在陶珠路夜市无端殴打被害人韩某，致其轻伤，情节恶劣，已构成寻衅滋事罪。被告人蔡某在黄柏河畜禽交易市场随意殴打被害人任万举，致其轻伤，情节恶劣，其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
第六，被告人徐某为他人柜台租赁权，报复他人，对周某3等人实施殴打继而结伙进行殴斗，属聚众斗殴的积极参加者，其行为构成聚众斗殴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余某参与斗殴，被害人牟某，周某3等人能证实其参加，而不能证实其在殴斗过程中有具体殴打他人的行为，因此指控余某属聚众斗殴的首要分子和积极参与者的证据不足，其不构成聚众斗殴罪。

（五）定案结论
宜昌市伍家岗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项，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1.被告人刘某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2万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
2.被告人郑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3.被告人蔡某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原判余刑七年十个月，合并执行八年六个月。
4.被告人余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
5.被告人徐某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6.被告人关某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
7.被告人刘某1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5000元。
8.被告人唐某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5000元。
9.被告人张某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5000元。

（六）解说
被告人刘某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注册成立“宜昌市桔城路立交货运信息部”后，为防止他人报复以及获取暴利、扩张势力达到垄断伍家岗货运信息市场的目的，以出让股份为代价，先后吸纳了一些“两劳人员”被告人万某、郑某、蔡某、徐某、肖某等人参加所谓的“北方信息部”。在为司机、货主提供货运信息中介服务时，大肆进行欺行霸市、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北方信息部”在运作中，形成了较为严密的组织，有固定的组织者、领导者。被告人刘某、万某是“北方信息部”的组织者、领导者，负责日常工作，其他人员分工明确、职责固定，有明确的犯罪目的，即疯狂敛财，在两年中，仅账面反映就高达76万余元，大部分被挥霍、瓜分。
在对司机、货主进行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犯罪时形成了一些虽不成文，但全体成员都共同遵守的组织纪律，“北方信息部”逐渐形成了十几人参加，有明确犯罪目的，有固定组织，有较严密的组织纪律的犯罪集团。但“北方信息部”尚不属黑社会性质组织，根据《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所谓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是指组织、领导和参加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歹、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行为。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一般应具备以下特征：
1.组织结构比较严密，人数较多，有比较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有较为严格的组织纪律。
2.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3.通过贿赂、威胁等手段，引诱、强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
4.在一定的区域或者行业范围内，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大肆进行敲诈勒索、欺行霸市、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可以看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客观方面应表现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同时必须有贿赂、威胁、引诱、强迫国家工作人员，为其提供非法保护的行为。因为无论怎样一个有组织、有暴力、称霸一方的组织，如果在实施犯罪过程中，没有贿赂、引诱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的活动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也就不构成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因为，一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会把渗透进政治领域作为重要目标。这种渗透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贿赂、收买、暴力、恐吓、威胁的方式发展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以期望该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通过貌似合法的形式赚取更多的利润，扩大经济实力，扩大组织规模；另一方面是通过上述不正当手段，控制国家工作人员成为其成员，当黑社会性质组织在其成员遇有危险或遭到打击时，这些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手中权力为其通风报信开脱罪责，或者阻挠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查禁，甚至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在本案中，“北方信息部”在实施犯罪过程中，没有贿赂、引诱国家工作人员为其提供非法保护，也没有发展“国家工作人员”参加，因此“北方信息部”不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征。公诉机关指控不成立。被告人刘某、万某、郑某、蔡某、徐某、余某、肖某、刘某1、关某、唐某、张某、王某、姚某、马某不构成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北方信息部”在为司机或货主提供信息中介服务时，以暴力、威胁的手段强迫司机、货主接受服务，收取信息费，并赚取差价，经查证属实的共72起，属情节严重。因被敲诈的司机及车主绝大部分是外地人，有些受害司机当时并未报案，后在接受公安机关调查时，也无法辨认作案人，但能够确认在“北方信息部”被强迫交易。因而“北方信息部”的全部强迫交易行为，应由“北方信息部”的组织者、领导者刘某、万某承担，其余被告人对自己所犯罪行承担责任。据此公诉机关指控成立。被告人刘某、万某构成非法交易罪，关某参与强迫交易10起，情节严重，构成强迫交易罪，被告人刘某1参与强迫交易罪7起，情节严重，构成强迫交易罪，被告人唐某参与强迫交易4起，情节严重，构成强迫交易罪，被告人张某参与强迫交易6起，情节严重，构成强迫交易罪。
“北方信息部”在强迫交易过程中，遇司机或货主不从，即对被害司机采用恐吓威胁的方法，强行索取高额“信息费”，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因受害司机无法指认具体作案人，应“北方信息部”的组织者、领导者刘某、万某承担责任，因此，被告人刘某、万某构成敲诈勒索罪。
当然，由于全国人大常委会随后通过的《关于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不再强调“保护伞”之特征，即便没有国家工作人员提供非法保护，也可以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因此，今后再出现此类犯罪，应根据上述立法解释的规定认定处理。
（罗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