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部

1.判决书字号：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1991）刑一字第55号。

2.案由：沈某被控受贿案。

3.诉讼双方
公诉人：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李升昌、检察员严岳良、代理检察员俞佩珍。
被告人：沈某，男，57岁，江苏省启东市人，被捕前系宁波港务局副局长。1991年3月21日被逮捕，同年5月23日因病改为监视居住。
辩护人：石莉萍，浙江省鄞县律师事务所律师。

4.审级：一审。

5.审判机关和审判组织：
审判机关：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崔盛钢；审判员：梁金爱；代理审判员：王玉飞。

6.审结时间：1991年8月12日

（二）一审诉辩主张

1.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被告人沈某在1986年夏至1989年初，利用担任宁波港务局副局长、主管北仓港区建设工程之便，非法收受施工单位温岭县第七建筑公司所属的工程队承包人汪某、张某、严某的财物，折合62265.42元；此外，还以儿子沈某1造房困难为由，要汪、张、严分别为沈某1解决了折合人民币10238.13元的钢窗、水泥、钢材、木材。上述事实有物证、书证、证人证言在案佐证，被告人沈某亦供述在案，足以认定。被告人沈某利用职务之便，为行贿人谋取私利，非法收受贿赂72503.55元，数额特别巨大，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请求依法惩处。

2.一审辩护人认为：
在定性上，对起诉书指控沈某直接收受汪、张、严财物折合62265.42元的行为构成受贿罪无异议，但沈某1收受钢窗、水泥、钢材、木材等建筑材料则不能由沈某承担受贿罪的刑事责任。理由是：（1）沈某没有明确要求汪、张、严“送”建材给沈某1，沈某没有受贿的直接故意；（2）沈某与沈某1虽系父子关系，但他二人是两个独立主体，收受建材是沈某1所为，不是沈某所为。
在量刑上，沈某收受贿赂是实，但没有为行贿人谋过任何利益，也没有因此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且交待态度较好，赃款、赃物已全部退清，提请合议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七条、第五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从宽处理。

（三）一审事实和证据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一审）认定：被告人沈某于1984年担任宁波港务局副局长，后又兼任本局建设开发部主任，主管全局基本建设，对基建工程的发包有最后决定权。被告人沈某领导的建设开发部在1986年至1989年发包给温岭第七建筑公司（集体性质）所属的汪某、张某、严某工程队（个人承包性质）的基建工程总量为57804388元；其中汪某工程队为18096395元，张某工程队为12535565元，严某工程队为27172428元。在此期间，沈某先后共收受汪、张、严人民币5.7万元，金饰品5件，银圆50枚、浴缸1只，折合人民币7073.42元；此外，沈某还以儿子沈某1（住江苏省，31岁，农民）造房需建材为由，要汪某、张某、严某帮助解决，汪、张、严遂给沈某1解决了钢窗15扇、水泥40吨、钢材2.5吨，木材1立方米，折合人民币10238.13元，沈某、沈某1分文未付。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认为：上述事实，有行贿人等证人证言，起获的赃款、赃物等物证、书证等在案佐证，被告人沈某也供述在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四）一审判案理由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沈某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其理由为：
1.沈某符合构成受贿罪的主体条件。受贿罪的主体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和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否则就不能构成受贿罪。而沈某系宁波港务局副局长兼任建设开发部主任，属国家工作人员无疑。
2.沈某有主观受贿的故意。沈某明知行贿人送财物给自己，是想利用自己手中之权为他们谋利，但仍照收不误，这反映了他受贿的主观故意。沈某1从汪、张、严三人处提走的建筑材料，是沈某向该三人提出的要求。当沈某1提出建筑材料后，沈某父子二人又故意不予付款，这说明沈某有索贿的故意。
3.沈某利用职务之便为行贿人谋取利益。沈某与汪某、张某、严某三人非亲非故，以往素不相识。只因沈某利用主管全局基本建设，掌握工程发包之权的便利条件，将大量工程发包给汪某、张某、严某工程队，从而为他们三人谋了利，他们三人才送给沈某现金和实物折合人民币74311.55元。汪、张、严三人帮助沈某1无偿解决建筑材料，也是因为沈某利用手中的权为三人谋了利，否则三人是不会帮助沈某1无偿解决建筑材料的。
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已构成受贿罪应承担刑事责任。

（五）一审定案结论
一审法院即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所认定的事实、证据和上述判案理由，于1991年8月12日对沈某一案作出判决。判决认为：沈某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且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应予惩处。鉴于沈某尚能坦白自己所犯罪行，所得的赃款、赃物已被追回，同时考虑其受贿行为没有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等情节，酌情给予从轻处罚。依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第五条第一款、第二条第一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沈某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二、没收犯罪所得人民币67446.15元，金饰品5件（折合人民币6215.40元），上缴国库。

（六）解说
1.本案中，辩护人对沈某有否利用职权为行贿人谋利问题持否定观点。我们认为法院认定沈某利用职权为行贿人谋取利益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根据刑法，所谓“为他人谋取利益”，即包括为他人谋取不正当的利益，也包括为他人谋取正当的利益；既包括为他人谋取的利益已经实现，也包括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没有实现。综观本案，沈某没有让行贿人谋取非法利益是实，但沈某利用发包权将大量工程发包给行贿人工程队，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应该说这是沈某为人谋的利，行贿人所谋求的也就是这个利。至于行贿人在实际施工中是盈还是亏，并不影响沈为他们谋利的事实。事实上，行贿人工程队通过承建工程赚取了巨额利润，继尔又不断贿赂沈某，以期取得更多的工程，赚取更大的利润。从犯罪构成要件看，“收受贿赂”的行为，要以为行贿人谋利为构成受贿罪的必要条件，如果只收受贿赂而没有为行贿人谋利，那么就不构成受贿罪。而辩护人既然对沈某的行为构成受贿罪无异议，但又提出沈某没有为行贿人谋利，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
2.法院对沈某1收受建筑材料的行为认定应由沈某负受贿的刑事责任，这也是正确的。在司法实践中，受贿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即有直接收受的，也有间接收受的，其主观表现有直观的也有隐蔽的等等，但不管其形式如何，只要能透过现象抓住本质，也就不难认定其受贿性质。如本案中对沈某1收受建筑材料的行为，从表面看似乎不应由沈某来承担受贿的刑事责任，但只要分析一下沈某与行贿人之间的特定关系，就会发现这实际上仅仅是沈某受贿的另一种方式而已。如果没有沈某将建筑工程发包给汪、张、严三人，使该三人在工程中得利，该三人是不会白白帮助沈某1解决建筑材料的。要认定一个人的行为是不是犯罪，不能只看表面现象，而应当结合全案，将各个现象联系起来，抓住其实质所在。否则就会让罪犯钻空子，使他们得不到应有的惩罚。
3.依照《补充规定》第二条第（1）项的规定：“个人受贿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法院认为沈某的犯罪情节不属情节特别严重，没有法定及酌情从重情节，但也没有法定从轻情节，只有酌定从轻情节，因此只能在幅度刑内给予从轻处罚。宣判后沈某亦表示服判，没有上诉。我们认为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
（王玉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