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观点

由于近年来银行卡被盗取案件频发，银行往往主张在案件被公安机关侦破时要求追加犯罪分子为被告。在公安机关没有侦破案件的情况下，是“先刑后民”中止审理，还是让储户对自己密码保存不善造成的损失自行承担责任，各地法院做法不一。笔者针对银行抗辩并结合本案，就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解说。

第一，是否应追加犯罪分子为被告。

对于是否追加被告，涉及合同相对性原理。所谓合同相对性是指合同只在特定的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约束力，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能基于合同向对方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而不能向与其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提出合同上的请求，也不能擅自为第三人设定合同上的义务。原告和被告形成的是储蓄存款合同法律关系，根据该原理，储蓄合同关系成立后，被告作为储蓄存款合同的一方，对原告的资金有安全保障义务，原告基于双方合同关系对被告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时，被告作为储蓄存款合同相对人，是不能为规避责任或推卸责任要求追加被告的。因此，本案银行不能以存款被犯罪分子所盗取，要求追加犯罪分子为被告，但银行在承担违约责任后可以向犯罪分子行使追偿权。

第二，是否应当中止审理？在实际发生的案例中，此类案件的犯罪分子往往是流窜作案、异地作案，甚至跨国作案，案件侦破难度大，耗时可能会很长，待刑事案件侦破审结后再审民事案件，民事权益就会得不到及时保护。在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顺序上，有“先刑后民”、“刑民并行”、 “先民后刑”等多种处理方式。但在我国，“先刑后民”成为审理刑民交叉案件时固化的法律适用原则，并且存在绝对化倾向。“先刑后民”适用条件是只有在民事案件的审理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且刑事案件尚未审结，法院才可适用“先刑后民”原则，裁定民事案件中止审理，待刑事案件审理结案，再继续审理该民事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颁布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因此，银行卡被盗类案件如果没有公安机关先行侦破，也不适用“先刑后民”司法原则中止审理，而应依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先行处理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法律关系，然后让银行行使追偿权。

第三，关于举证责任分配和责任承担。储户一旦在银行申请领取了银行卡，双方之间即已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储蓄存款合同为典型的格式合同。格式合同，又称标准合同、定型化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预先拟定合同条款，对方只能表示全部同意或者不同意的合同。作为储蓄存款合同主要表现形式的存单、存折一般都是由储蓄机构先行拟定，存款人在办理储蓄业务、签订储蓄合同时总是按事先拟好的格式填写，并没有与储蓄机构协商确定合同条款的余地。储蓄机构设有不同类型的储蓄方式，各类储蓄方式关于储蓄的期限、利率和存取方式均有定型化的特定内容。因此，储蓄合同属于典型的标准合同。储户选择在储蓄机构存钱，储户完全不能就储蓄合同条款进行谈判，只能选择接受或者不接受储蓄机构订立的标准储蓄存款合同。因而，这种格式条款，妨碍了合同双方平等地位的实现。中国法律对存款关系规定的原则之一就是侧重对存款人利益的保护，也体现了法律保护弱者的宗旨。因储蓄存款合同出现争议时，如果储户没有过错，应优先保护广大储户的利益。

因此，该类合同应适用严格责任原则，由银行对自己系统设施安全性举证、对银行卡客户在被盗事件中有无过失举证。如果银行对此举证不能，对于储户银行卡信息和密码被盗而造成的存款损失，应由银行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因此，本案判决银行对储户存款损失承担全部责任是适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