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国受贿案

(间接证据 证据链 受贿)

法官观点

虽然本案在罪名的认定上没有争议,但是在事实的认定上存在争议。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三个,即笔迹鉴定的问题以及两个受贿数额的认定(收受王菊明转送的9万元与收受邓军的30万元的受贿数额的认定)。

对于本案的笔迹鉴定问题,有两份不同的笔迹鉴定结论,一份是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的笔迹鉴定结论,认为三份取款凭条和2008年10月17日的借记卡申请表的“龚毅”签名与被告人李建国的样本笔迹同一,而2007年10月20日的借记卡申请表的“龚毅”签名与李建国样本笔迹不同一;另一份是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认为“龚毅”签名不是李建国所写。

对于本案李建国的受贿数额,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根据现有证据39万元可以认定为李建国受贿数额。该观点认为,李建国的有罪供述与证人证言以及物证的相互印证与合理推理分析可以认定该笔钱与李建国存在密切的关系,应当认定为受贿数额。

第二种意见认为,39万元中的9万元可以认定为李建国受贿数额,而邓军处的30万元不应认定为李建国受贿数额。根据现有证据和事实,此案存在许多存疑的事实无法查清,由于刑事证据的排他性和唯一性要求,因此不足以认定李建国收受了邓军的30万元。

上述争议焦点,所涉及的是间接证据的证明力与由间接证据组成的证据链的证明力的问题。下面就将对这几个争议焦点做具体的分析。

1.单个间接证据的证明力———“龚毅”签名的笔迹鉴定意见

鉴定意见是指有鉴定资格的专业人员就案件中的专门问题向司法机关提供的结论性意见。对于鉴定意见应当审查以下几个内容:鉴定机构和鉴定人是否具有法定资质;是否存在回避的情形;检材来源、取得等是否充足、可靠;鉴定程序是否合法;过程方法是否规范等等。因此,对于出现多个鉴定意见的时候,要重点考察以上几个因素,采用更为科学严谨的鉴定意见。

在本案中,“龚毅”的笔迹鉴定这个间接证据对于认定是否是李建国亲自去领39万元这个案件事实起关键性作用。本案中,对“龚毅”的笔迹鉴定的两份鉴定意见进行以上几个方面的比较,可以发现:

(1)就鉴定机构资质和方法、程序来说,经调查发现,第一份鉴定结论并不是承办单位松江人民检察院委托,而是上级单位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委托的,而法律规定是鉴定应由侦查部门、审查起诉部门、审判部门分别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的,因此第一份鉴定结论在资质上合格,但是在程序上存在一定的瑕疵;第二份鉴定意见是在审判阶段由松江人民法院委托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其鉴定资质合格,程序合法。

(2)就得出的鉴定结论的论据与推论是否合理充分来说,首先,第一份鉴定结论检材四处,偏少(取款凭条签名三处和借记卡申请表签名一处),第二份鉴定结论则检材七处(取款凭条签名三处和借记卡申请表签名四处);其次,第二份鉴定意见除了第一份鉴定采用的对文字书写风格、运笔方法、笔画的连接搭配及文字标点符号等特征的对比之外,还对样本在相同单字的结构、搭配比例、笔画运笔以及细微书写动作等等笔迹特征进行对比。

综上比较,就这个单一间接证据上,第二份鉴定意见的证明力大于第一份鉴定意见的证明力,更具有科学性,即采纳“龚毅”签名不是李建国所写,不予采纳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的笔迹鉴定结论。

2.证据链的证明力———李建国受贿数额的认定

间接证据是与直接证据相对应的,指以间接方式与案件主要事实相关联的证据,也就是必须与其他证据连接起来才能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间接证据具有间接性、依赖性、推理性等特性。单一间接证据不能证明案件主要事实,只能证明部分事实。多个间接证据在证明方向一致的组合认定,在可以排除其他合理怀疑的情况下是可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从逻辑角度上说,根据单个间接证据认定犯罪,其结论具有或然性,而根据间接证据组合成的证据链在排除其他一切合理怀疑的情况下是可以由或然性转化成必然性的,而这个关键就在于证据链形成之后所反映的性质,是否只是为某一特定对象所具有。

我国关于间接证据的法律规定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故利用间接证据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必须得运用间接证据相互印证、进行符合逻辑和经验的推理,并且排除一切合理怀疑,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体系。

综上学理和法律规定,关于运用间接证据认定犯罪的注意事项如下:第一,间接证据须真实可靠,查证属实;第二,多个间接证据的组合认定不是单独的简单的叠加,而是相互印证、方向一致;第三,运用逻辑和经验推理,具有肯定性和排他性,形成完整证据锁链的组合认定;第四,不同间接证据的证明力的不同会导致组合认定时的证明力的不同,影响整个证据链的证明力,应当注意各个证据环节的联系和证明力度。因此,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案件利用多个间接证据组成证据链的适用是极其严谨、小心推理求证的,不仅要考虑单个间接证据的证明力问题,更要考虑多个间接证据的组合的证明力的问题,这就需要一个逻辑和经验的推导过程。由于本案的证据均经过法庭质证,为查证属实的证据,故分析中不再对证据的真实性作分析。

(1)王菊明转送的9万元是否为受贿数额的认定

本案中认定王菊明转送的9万元确属受贿数额是由以下几个间接证据组成的证据链综合认定的。首先,公安机关材料证明李建国是顾士荣涉嫌职务侵占案的承办人员。其次,李建国与王菊明见面讨论顾士荣的案件并商定由王菊明给付李建国9万元的事实,有证人王菊明、万辉娥、宋纪桃的证言的相互印证。再次,李建国给王菊明龚毅的银行账号的事实以及王菊明和公司出纳王伊娜到银行存9万元到“龚毅”银行卡的事实得到证人王菊明、王伊娜的证言的相互印证。这同时也证明了“龚毅”的银行卡与李建国密切相关,由李建国提供的。这个事实,又与证人陈鹏所指的李建国之兄李勤利用该卡号受贿的证言一致。最后,虽然笔记鉴定“龚毅”银行卡申请表和取款签名不是李建国所写,但是这个不影响李建国收受9万元的事实的认定,因为整个证据链的证据中,从最开始受贿行为的商议到钱的转入及取出钱款的密切程度这一连串的事实与证据均指向了李建国,除了李建国无其他人符合,具有排他性。因此,对于王菊明转送的9万元应当认定为李建国受贿的数额。

(2)邓军送的30万元是否为受贿数额的认定

本案对于邓军的30万元是否为受贿数额的认定具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对证据链的分析来探究该笔钱是否属于李建国的受贿数额。同样,这个数额的认定也是通过几个间接证据的组合,相互印证得出的。首先,公安机关材料证明李建国是邓细根涉嫌增值税专用发票、偷税案件的承办人员,符合受贿罪的主体要件,同时可以利用承办案件的职务便利。其次,李建国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邓细根谋取利益的事实,有被告人李建国的陈述和证人邓细根、邓军的证言及邓军记录本复印件的印证:李建国的有罪供述承认邓细根的委托书是其在场的情况下由邓细根书写,且邓细根的委托书上写明了从公安发还暂扣款中动用该款摆平事情,而此时的邓细根羁押于看守所,其唯一的希望寄托在李建国在其案件上予以帮忙。而公安机关扣押了邓细根的钱款,但在未作结案前,该款如何处置都是未知的,有可能发还或者随案移送,此时知晓的人员范围相当有限,只有相应的承办人员知道如何处理扣押款,所以李建国同意邓细根书写委托书的最初目的,就是要通过非法的手段得到好处。次之,李建国从看守所内带出委托书的事实,有证人邓细根证言、证人金双证言、提审材料的时间节点相互印证。委托书再通过他人转交给邓军的事实,有邓军三次清晰详细的证言以及邓军笔记本原始记录证明委托书是陌生男子交给邓军,同时给邓军“龚毅”的银行卡号。这同时也证明了李建国与该名陌生男子、龚毅银行卡存在密切的联系。再次,李建国取款30万元的事实,由证人邓细根、杨忠新、邓军以及银行对账单、取款凭条等证据相互印证。虽然借记卡申请表及取款凭条上的“龚毅”签名经重新鉴定不是李建国的字迹,但李建国为了掩盖自己的行为,让他人以“龚毅”之名再次申领借记卡,并让他人出面与邓军商谈,再让他人冒充“龚毅”取款,与李建国收受王菊明的贿赂有相同之处。本案三次出现的龚毅银行卡,王菊明与邓细根、邓军之间并无利害关系,但均与李建国存在密切的联系。与此同时,被告人李建国的家属退出30万元钱款也间接地印证了李建国的受贿行为。因此,在整个受贿的商议到收受钱款的过程,除了李建国亦无其他人符合,具有排他性,因此,对于邓军的9万元应当认定为李建国受贿的数额。

1.裁判书字号

一审判决书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12)松刑初字第1585号

二审裁定书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3)沪一中刑终字第1287号

2.案由 :受贿案  

3.诉讼双方

公诉机关: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员:李婷婷。

被告人(上诉人):李建国,原系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民警。2012年6月29日因本案被逮捕。

辩护人:赵忠敏、顾帅,上海市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

4.审级 :二审

5.审判机关和审判组织

一审法院: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曹吉良;代理审判员:房素平;人民陪审员:单国强

二审法院: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陈捷;代理审判员:林丽丽钱卫

6.审结时间

一审审结时间 :2013年9月5日

二审审结时间 :2014年4月24日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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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参考文献格式:[1]国家法官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015年刑事审判案例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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