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判决书字号
一审判决书：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2）石民初字第3509号民事判决书。
二审判决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3）一中民终字第4131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确认合同效力纠纷。

3.诉讼双方
原告（被上诉人）：于某，女，1948年出生，汉族，北京某大学退休教师，住北京市朝阳区。
原告（被上诉人）：于某1，男，1951年出生，汉族，某厂退休工人，住北京市石景山区。
原告（被上诉人）：于某2，女，1960年出生，汉族，北京某有限责任公司工人，住北京市石景山区。
原告（被上诉人）：于某3，男，1953年出生，汉族，北京某大学内退工人，住北京市石景山区。
被告（上诉人）：于某4，男，1956年出生，汉族，北京某厂内退员工，住北京市石景山区。
被告（上诉人）：魏某，女，1957年出生，汉族，北京某厂退休工人，住址同上。
以上两被告委托代理人（二审）：曲桂珍，北京市方略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上诉人）：陈某，女，1953年出生，汉族，北京某厂退休员工，住北京市石景山区。

4.审级：二审。

5.审判机关和审判组织
一审法院：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杨志东；代理审判员：张英周、梁爽。
二审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刘新泉；代理审判员：刘磊、万丽丽。

6.审结时间
一审审结时间：2012年12月14日。
二审审结时间：2013年7月24日。

1.一审诉辩主张
原告于某、于某1、于某2、于某3诉称：于某、于某1、于某2、于某3、于某4系于某5、高某之子女。高某于1999年11月10日病逝，于某5于2000年12月23日病逝。于某5、高某去世后，留有存款等遗产，依法应由各继承人按照法定继承分割，但遭到于某4拒绝。于某4出示家庭协议书一份，认为该协议书为父母所立遗嘱，遗嘱内容约定将该遗产由于某4继承。原告认为：第一，该份所谓家庭协议书不是父母所立遗嘱，且诉争房屋是于某5之财产，不能分割；家庭协议书未经于某5同意，将于某5名下且正在居住的诉争房屋确认归于某4与魏某所有，依法属于无权处分他人财产。第二，双方此后又另行签订了协议，故该份家庭协议书已经作废。第三，家庭协议书既不属于遗赠扶养协议，也非遗嘱或遗赠。第四，魏某系儿媳，不属于继承人的范围。因此，于某5、高某各子女擅自处置诉争房屋的行为属于无效行为。第五，家庭协议书是以所附遗嘱为生效条件的，被告拿出遗嘱就可成就该条件，但被告现亦认可无遗嘱，因此，该协议无效。综上，请求判决确认家庭协议书无效。同时，均同意第三人的诉讼请求。
被告于某4、魏某辩称：上述家庭协议书签订时，原告均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且该家庭协议书系由原告草拟并抄写，是原告的本意，被告只是执行人。当时，母亲高某去世，父亲于某5年事已高，原告因子女正在上学无法照顾，故同意由被告承担赡养义务。原告起诉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也已超过诉讼时效。同时，第三人既然认为魏某系儿媳，没有继承权，则第三人亦无权要求继承。第三人当初未能承担家庭义务，现无权继承诉争房屋。因此，均不同意原告与第三人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陈某述称：第一，家庭协议书是家庭成员商讨家庭问题和处理家庭事务的决议。既然魏某系家庭成员，则第三人亦应属于家庭成员，而且第三人在高某生前身后始终尽孝，但制订家庭协议书的各成员剥夺了第三人的权利，违反了法律上的先合同义务。第二，高某生前并未留下遗嘱，但家庭协议书中却处处提到其留下遗嘱；当时于某5尚健在，也应在场，且属于高某的第一法定继承人，但家庭协议书中没有其签字；另外，家庭协议书中，原、被告将尚健在的于某5的财产也进行了处分，属于无权处分；家庭协议书中明确注明由签约人各持协议书一份。但于某4留有孤本后，未按约定给其他成员复印分发，剥夺了当事人的权利；原、被告此后签订的附加协议，是对家庭协议书的补充或变更，并非独立合同，应一并属于无效。附加协议既反映出于某5的五子女均未放弃赡养义务，也能反映于某4的不负责任。因此，家庭协议书因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而属无效。第三，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于继承或赠与的财产，应属夫妻共有，夫妻对此有平等处分权。现无任何证据证明第三人之夫于某1放弃了继承公婆遗产的意思表示。相反，其参与家庭协议书的签字属于缔约过失行为。因此，家庭协议书无效，即意味着于某1有继承遗产1/5的权利，第三人也因此有权享有公婆遗产的1/10。综上，请求判令：（1）原、被告因未履行先合同义务向第三人赔礼道歉；（2）确认原、被告签订的家庭协议书无效；（3）判令第三人享有于某5、高某遗产的1/10份额；（4）原、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2.一审事实和证据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于某5、高某系夫妻关系，生有于某、于某1、于某3、于某4、于某2五人；陈某系于某1之妻，魏某系于某4之妻。
1994年，于某5取得位于石景山区XX小区XX号楼5单元12号房屋（下称简称涉案房屋）的所有权。
1999年11月10日，高某去世。
1999年11月14日，由于某草拟、于某1抄写的“家庭协议书”，内容为：“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日十八时母亲高某不幸去世，生老病死，无可奈何。面临父亲八十岁高令（龄），生活不能自理，为了更好照顾好父亲于某5今后生活问题，特达成家庭协议如下：一、母亲高某生前遗嘱：一但（旦）我去世后，希望三子于某4与儿媳魏某与丈夫于某5一同生活，照顾好丈夫于某5的生活起居。如果丈夫于某5过世，其家庭一切财产与石景山区XX区XX栋5门12号房产权归三子于某4与儿媳魏某所有。二、父亲于某5的意愿：愿意与三子于某4和儿媳魏某一同生活，希望他俩照顾好自己晚年的生活起居和今后一切事宜。并立遗嘱如下：若过世后，家里一切财产与石景山区XX区XX栋5门12号房产权归三子于某4与儿媳魏某所有。三、于某5与高某夫妇共生子女五个，若同意父母的遗嘱和意愿，在此‘家庭协议书’上签字，即生法律效力，各持协议书壹份。四、三子于某4和儿媳魏某如同意父母的遗嘱和意愿并履行义务，在此‘家庭协议书’上签字，即生法律效力，各持协议书壹份。”于某、于某1、于某3、于某2、于某4、魏某分别在该家庭协议书上签字，其叔于某6及老姨高某1作为证明人签字。该份协议书原件仅一份并由于某4保存，于某4未制作复印件，现各原告未持有上述协议书。
2000年2月8日，由于某4起草，于某、于某1、于某3、于某4、于某2又签订了“关于扶养父亲附加协议条文”（下称“附加协议”），内容为：“为了更好地使父亲晚年生活幸福、顺心，现经五位子女达成附加协议如下：1.关于父亲住院期间护理问题，兄妹协商互相轮流看护值班。2.有关住院费用，五位子女共同分担。现使用母亲所留下来的两万八千元存款，如一旦使用完后，其余费用由五位子女共同分担。3.扶养者于某4要尽心尽力照看父亲，但父亲一旦出现意外问题，扶养者不承担一切责任。4.关于母亲逝世后安葬之事，在适当的时候，选择一处较好的墓地，费用由五位子女共同承担（墓地费用现使用母亲所下来的2.8万元存款）。5.关于母亲去逝（世）后所留下来的两万捌仟元，用于父亲今后生活、看病、住院所用。若父亲后事处理完后，所剩余款五位子女共同分享。以上条文各位姐姐、哥哥、妹妹若无意见，请签字立据。”于某、于某1、于某3、于某4、于某2分别签字。
于某5于2000年12月23日去世。
另查明：2006年，于某、于某1、于某3、于某2对于某4提起法定继承诉讼，要求确认于某等四原告对诉争房屋拥有继承权。本院于2006年11月20日作出（2006）石民初字第3653号民事判决，认定：“家庭协议书”是附条件地对被继承人财产作出明确意思表示的协议，协议的成立是权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协议是于所记载的权利人的义务完成时生效。首先，该协议表明并不以被继承人在该协议签字为其生效的前提条件。其次，被继承人生前并未有意思表示否认或撤销该协议，因此原告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最后，该协议是以被告是否尽了赡养义务为前提条件。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被告有违背协议书的事项。据此，判决驳回于某等四原告的诉讼请求。
于某等四原告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家庭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于某5、高某生前未对该协议表示异议，故该协议应当有效。于某等未提供证据证明于某4未按家庭协议书履行赡养义务。“附加协议”亦未涉及诉争房屋事宜。据此，于2007年3月8日作出（2007）一中民终字第0092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于某、于某1、于某3、于某2就该案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2008）高民申字第662号民事裁定，驳回于某、于某1、于某3、于某2的再审申请。
2007年11月6日，于某4、魏某将诉争房屋过户至自己名下，后于2010年4月将诉争房屋售出。
本案庭审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均认可，高某、于某5均无遗嘱。就签订“家庭协议书”一事，于某表示，高某下葬后，魏某对其表示父母有遗嘱，愿与于某4夫妇共同生活。出于信任，其在未予核实的情况下起草了该协议，并由于某1抄写下来，大家没怎么看就签了字。于某1表示，其系长子，当时老姨和堂叔也在场看着，其出于对于某4的信任及对父母“遗嘱”的尊重，未核实具体情况即抄写了“家庭协议书”。当时说好由于某4次日复印给其他子女各一份，但于某4没有给复印。
于某4、魏某对此不予认可，称“家庭协议书”系于某等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其二人未对四原告表示有高某的遗嘱。
陈某表示，签订“家庭协议书”时其在场，但未参与。
就签订“附加协议”一事，于某、于某1、于某2、于某3称：签订“家庭协议书”后，于某4夫妇春节时未回家。于某出于气愤，找到于某4质问为何没有将家庭协议书及遗嘱拿来，对方称没有遗嘱。于某即宣布“家庭协议书”作废，并由各子女重新签订了“附加协议”。
于某4对此不予认可，称起草“附加协议”是为使父亲的晚年生活更有保障，只是协商对父亲的赡养意见，是对“家庭协议书”的补充。
2010年1月，于某、于某1、于某3、于某2对于某4提起了确认本案诉争“家庭协议书”无效的诉讼。本院作出（2010）石民初字第1335号民事裁定书，以（2006）石民初字第3653号生效民事判决已确认诉争“家庭协议书”的效力为由，认为本案业经处理，并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裁定驳回原告于某、于某1、于某2、于某3的起诉。该案宣判后，上述四原告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5月18日作出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0）石民初字第1335号民事裁定书，并指令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
在重新审理期间，本院依法追加被告于某4配偶魏某为共同被告；原告于某1配偶陈某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案件经审理后，本院作出（2010）石民初字第319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1）确认原告于某、于某1、于某2、于某3与被告于某4、魏某签订的“家庭协议书”有效；（2）驳回原告于某、于某1、于某2、于某3的诉讼请求；（3）驳回第三人陈某的诉讼请求。
原告于某、于某1、于某2、于某3对该判决结果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以事实不清为由，裁定撤销（2010）石民初字第3191号民事判决书并将该案发回重审。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1）“北京某有限责任公司人力资源部证明”。
（2）石更成字第01XX号房产所有证。
（3）“家庭协议书”。
（4）“关于扶养父亲附加协议”条文。
（5）（2006）石民初字第3653号民事判决书。
（6）（2007）一中民终字第929号民事判决书。
（7）（2008）高民申字第662号民事裁定书。
（8）（2010）石民初字第1335号民事裁定书。
（9）（2010）一中民终字第8611号民事裁定书。
（10）（2010）石民初字第3191号民事判决书。
（11）（2011）一中民终字第3739号民事裁定书。

3.一审判案理由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诉争焦点是涉案“家庭协议书”是否具备法律效力的问题。
（1）各方当事人的陈述，能够说明诉争“家庭协议书”是各方共同达成的涉案房屋的权属契约，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取决于缔约人是否通过真实意思表示确认财产权利归属。上述问题的判断，应当结合对合同内容的解释和现已查明事实，探究当事人的缔约本意，即是否同意于某4、魏某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
第一，根据文义解释，“家庭协议书”文字内容中，第一条应理解为高某生前留有遗嘱，由于某4、魏某照顾于某5的生活，并表示将本案所涉案房屋归于某4、魏某所有；第二条应理解为于某5希望于某4及魏某照顾好其晚年生活，并立遗嘱为过世后，涉案房屋归二被告所有；第三条理解为各方按照父母的遗嘱及意愿履行对于某5的赡养义务及对涉案房屋的分割。因此，上述协议内容足以说明，并非协议缔约人表示对各自既有财产权利的直接处分或转让，仅是将遗嘱内容以文字形式间接转述，并由缔约各方承认。
第二，根据目的解释，缔约人签订“家庭协议书”的目的在于明确涉案房屋的权利归属，因此，缔约目的的实现应当具有权利存在的法律基础。根据“家庭协议书”约定内容，四原告及被告于某4若同意父母的遗嘱和意愿，在此“家庭协议书”上签字即产生法律效力，能够表明基于缔约各方的身份关系，缔约人同意受让人于某4、魏某作为继承人并通过遗嘱继承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因此，缔约人认可受让人权利取得的真实意思表示必然是以被继承人所立遗嘱客观存在作为缔约基础的。
根据现已查明事实，原、被告双方均认可并不存在于某5、高某所立遗嘱，缔约时亦未征求于某5的意愿。由此可见，双方签订该协议时并无被继承人的遗嘱和意愿。因此，在遗嘱继承的事实基础并不具备的情形下，难以认定四原告以真实意思表示认可由于某4、魏某通过遗嘱继承受让涉案房屋权属。
（2）就“家庭协议书”其中约定的关于根据原、被告的父亲于某5的意愿一节，因原、被告双方亦均认可未征求父亲于某5本人意愿，因此，“家庭协议书”中写明的第二项约定并非于某5本人真实意思表示，此后于某5也并未对原、被告达成的“家庭协议书”予以追认，因此，“家庭协议书”内容系原、被告未经于某5同意、擅自处分于某5财产权利的约定，实质上构成无权处分。
因此，尽管从协议形式上可以作出符合缔约各方本意的初步判断，但对于四原告在缔约时不具备认可于某4、魏某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的真实意思表示，以及各缔约人构成无权处分的上述认定，不能得出于某4、魏某通过遗嘱继承合法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的结论。在上述合同效力瑕疵无法得到补正的前提下，本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达成的“家庭协议书”应归于无效。
应当指出，“附加协议”所载明的内容系对“家庭协议书”中于某等四原告及被告于某4有关赡养父亲于某5义务的细化和补充，“附加协议”未写有于某等四原告及被告于某4对涉案房屋进行分割的内容，亦未明确“附加协议”系对“家庭协议书”的废止。因此，于某等四原告虽称签订“附加协议”的原因在于否认“家庭协议书”的效力，但所持证据不能证实其主张的事实。因此，“附加协议”无法导致“家庭协议书”无效的法律后果。
关于第三人陈某主张的其他诉讼请求能否成立的问题，本院认定：针对第三人主张要求原、被告对其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首先，第三人承认原、被告签订“家庭协议书”时其亦在场，但并未参与，因此其所持原、被告“违反先合同义务”之意见并无事实依据；其次，本案系合同纠纷，与第三人主张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因此，对第三人主张的该项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
针对第三人要求确认继承份额的诉讼请求，首先，应在本案原、被告双方就“家庭协议书”的效力纠纷最终确认后，再予以解决，因此，第三人提起确认继承份额之诉的条件尚不具备，本院不予处理。其次，本案为合同之诉，第三人主张的继承之诉与本案亦非同一法律关系，亦不应一并处理。

4.一审定案结论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1）确认原告于某、于某1、于某2、于某3与被告于某4、魏某于1999年11月14日所签“家庭协议书”无效；
（2）驳回第三人陈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诉人于某4、魏某诉称：请求撤销原判，确认“家庭协议书”有效。其主要上诉理由是：该协议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

上诉人陈某诉称：请求支持本人在一审中提出的请求。主要上诉理由是：一审法院严重违反司法程序，超过审理期限。该判决结果证明对方动机违法，侵害了陈某的利益，应当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诉争关系不一致的，应当变更案由，不得影响当事人诉权。

被上诉人于某等辩称：同意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