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判决书字号
一审判决书：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1999）沪二中知初字第126号。
二审判决书：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0）沪高知终字第73号。

2.案由：专利申请权权属案。

3.诉讼双方
原告（被上诉人）：深圳唐锋电器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唐锋）。
法定代表人：周某，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一审）：张康、徐晓青，上海市金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二审）：曾某，深圳唐锋电器实业有限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二审）：徐晓青，上海市金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被上诉人）：上海克莱美斯有限公司（原名上海唐锋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唐锋）。
法定代表人：骆某，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一审）：张康、徐晓青，上海市金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二审）：严某，上海克莱美斯有限公司干部。
委托代理人（二审）：张康，上海市金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诉人）：胡某，男，1945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
委托代理人（一审）：吴军，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二审）：傅桦，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二审）：李庆杰，吉林新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武汉大学。
法定代表人：侯某，校长。
委托代理人（一、二审）：冯某、周某1，武汉大学教师。

4.审级：二审。

5.审判机关和审判组织
一审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陈默；代理审判员：吴簦楼、芮文彪。
二审法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须建楚；审判员：于金龙；代理审判员：李澜。

6.审结时间
一审审结时间：2000年9月15日。
二审审结时间：2001年5月25日。

1.原告深圳唐锋和上海唐锋诉称：1996年4月19日，深圳唐锋（甲方）和被告胡某（乙方）订立了一份协议书，约定：被告的责任为主持开发、研制臭氧技术应用产品及其他领域的新产品；协议签订后，甲方正式拥有乙方对臭氧技术应用产品之研制成果与权利。协议签订后，二原告由于协调分工缘故，决定臭氧技术应用产品的研制工作改在上海唐锋进行。此后，上海唐锋聘任被告胡某为总工程师，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有关的研制开发工作。不料被告胡某瞒着原告深圳唐锋和上海唐锋，于1997年11月19日以其个人名义擅自与第三人武汉大学共同申请了“电解式臭氧发生装置”的发明专利。二原告认为，被告是执行本单位的研制开发任务，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条件完成的发明创造，是职务行为；系争电解式臭氧发生装置的发明专利的共同申请人应当是上海唐锋和武汉大学。为此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将系争发明专利的申请人之一胡某改为原告上海唐锋。

2.被告胡某辩称：系争电解式臭氧发生装置在深圳唐锋与被告合作之前，已经由武汉大学和胡某共同研制开发成功。二原告诉称该装置在上海唐锋处研制开发成功的说法与事实不符。深圳唐锋知道被告申请系争专利一事，并支付了有关专利费用，被告没有隐瞒二原告。本案系争的技术是武汉大学实验室的研制产品的技术，被告将其加以提炼、生产并使之成为实际应用产品。所以，被告和武汉大学是本案系争技术的发明人和专利申请人。故请求法院驳回二原告的诉讼请求。

3.第三人武汉大学述称：系争申请专利的技术是在第三人于1993年申请并获得专利权的“固体聚合物电解质膜复合电极电解臭氧发生器系统”实用新型专利（以下简称93专利）的基础上经过改进，再加上SPE膜的制备工艺和配方结合而成的。系争技术方案的完成日期是1997年3月后至申请专利之前。被告辩称系争申请专利的技术是由第三人和被告共同完成的说法与事实不符。1997年3月，第三人是在受被告蒙骗的情况下才与被告签订共同申请专利的协议的。自己当时并不知道原告和被告之间的关系，否则是不会与被告签订共同申请专利的协议的。

1.二审诉辩主张
（1）上诉人胡某（原审被告）诉称：1）被上诉人上海唐锋无原告资格；2）上诉人的行为不是职务行为；3）一审认定的系争申请专利的起始时间错误。为此，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予以改判。
（2）被上诉人深圳唐锋和上海唐锋共同辩称：一审法院根据事实和法律，作出了公正的判决。为此，请求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3）原审第三人武汉大学述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全面、客观，处理公正，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2.二审事实和证据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原审认定的事实基本属实。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又查明：1996年2月8日，上诉人胡某代表乙方思达德公司与甲方武汉大学签订的2·8协议内容为：乙方了解到甲方在武汉大学实验室内已成熟地掌握93专利；双方认定，由乙方将甲方实验室的SPE膜电解臭氧技术研制成可以工业化生产的SPE膜电极式臭氧发生器产品；甲方对乙方经过调研、比较后决定其新产品的臭氧发生器采用SPE膜电解式的臭氧发生器表示欢迎；甲方要求乙方不论其臭氧技术应用新产品是否产生效益，均需向甲方支付非独家专利使用费人民币15万元；甲方有责任向乙方提供该专利准确、全面的技术文件资料，在乙方生产中及时予以现场指导，以确保乙方在批量生产中掌握、稳定SPE膜电极技术；本协议有效期为3年等。后来思达德公司又出具授权书，将2·8协议的权利、义务转让给上诉人胡某。同年4月19日，胡某在未告知武汉大学的情况下，以该专利技术入股的形式与深圳唐锋签订了协议书一份（以下简称4·19协议）。该协议书约定：协议范围是臭氧技术应用产品及其他领域的新产品；此协议所述合作方式以股份制形式成立，财务独立核算，股份比例：甲方（深圳唐锋）占90%，乙方（胡某）占10%（技术股）；本协议签订后，甲方正式拥有乙方对臭氧技术应用产品之研制成果与权利，乙方不得再与第三者合作生产；甲方支付乙方定金22万元整等。另外还约定，胡某在被上诉人处领取薪金，并享受退休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报销医疗费用及有关福利等。协议签订后，上诉人胡某依约定收到被上诉人深圳唐锋支付的定金人民币22万元，并在被上诉人处领取薪金及享受有关福利等。
1996年7月22日，深圳唐锋聘任上诉人胡某为本公司开发三部经理，负责臭氧水机之研发及管理工作。此后，武汉大学应胡某的要求，多次派电解式臭氧技术研究课题组人员到被上诉人深圳唐锋处就93专利的有关技术进行指导和培训。同时，该课题组人员与胡某及深圳唐锋的有关人员一起，利用深圳唐锋的物质条件，以93专利为基础进行系争申请专利“电解式臭氧发生装置”的研制工作。
1997年3月5日，胡某与武汉大学签订关于共同申请“固体聚合物电解质膜复合电极电解臭氧发生器系统”专利的协议书（以下简称3·5协议）。该协议书内容为：本协议以“2·8协议”为基础；双方共同认为按“2·8协议”，乙方（胡某）已将甲方（武汉大学）实验室的SPE膜电极臭氧技术研制成为可以工业化生产的SPE膜电极式臭氧发生器产品。（即固体聚合物电解质膜复合电极电解臭氧发生器系统），该产品在结构上已较甲方原专利（ZL93246255.3）有了巨大的发展与完善，具备了申报新的实用新型专利的条件。因此，双方同意共同申请新的实用新型专利，以及向国外申请相应的专利等。
1997年3月7日，中国专利局受理了胡某与武汉大学提出的“固体聚合物电解质膜复合电极电解臭氧发生器系统”的实用新型专利的申请。在此基础上，胡某以个人名义和武汉大学于同年11月19日又提出了系争“电解式臭氧发生装置”发明专利申请并被中国专利局受理（申请号为97122126.X）。
1997年6月28日，深圳唐锋与上海唐锋签订一份备忘录，约定：深圳唐锋研发三部中工业臭氧技术应用产品的研制工作由上海唐锋具体实施，上海唐锋的臭氧事业部负责臭氧技术应用产品的研制；深圳唐锋研发三部胡某经理的关系转至上海唐锋臭氧事业部，由上海唐锋发放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深圳唐锋同胡某签订的协议中约定由深圳唐锋拥有的权利归上海唐锋等。1997年9月2日，上海唐锋任命胡某为本公司臭氧水机事业部总工程师。此期间，武汉大学与胡某等人一起利用上海唐锋的资金和物质条件，对系争专利的技术方案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和最终确定的工作。
永新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北京办事处收到被上诉人上海唐锋电汇的向日本申请专利等费用后，于1999年4月23日发文告知上海唐锋：由武汉大学和贵公司胡某先生委托我公司对“电解式臭氧发生装置”发明分别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日本申请发明专利，且已交付了有关费用。待上述申请的有关事宜完成之后，贵方可以要求我公司财务部门提供详细的费用支出情况表等。同年11月，二被上诉人以胡某擅自用个人名义与武汉大学共同申请系争专利为由，提起诉讼。深圳唐锋明确表示系争申请专利中有关深圳唐锋的权利由上海唐锋享有。
上述事实有一审以及下列新证据证明：
（1）SPE膜臭氧发生机照片两张。
（2）武汉市洪山区公证处（2000）洪证内字第2XX3号公证书。
上述证据（1）至（2）证明93专利确系武汉大学研制。
（3）系争专利产品的主要模具图纸。
（4）电解式臭氧发生装置（物证）一件。
（5）武汉大学高某老师关于武汉大学与胡某合作情况的补充说明。
（6）1996年、1998年、1999年胡某在被上诉人处领取工资的薪金领取签章表复印件3张。
（7）被上诉人深圳唐锋和上海唐锋为胡某支付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费用。
上述证据（3）至（7）证明胡某以被上诉人员工的身份与武汉大学开发了系争专利。

3.二审判案理由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根据上述事实和证据认为：上诉人胡某与武汉大学共同研制系争申请专利技术期间，在深圳唐锋时任开发三部经理，后又在上海唐锋时任臭氧水机事业部总工程师。上诉人胡某不但以被上诉人员工的身份对外进行工作，同时在二被上诉人处领取薪金和享受有关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福利待遇。系争申请专利技术方案的初步形成和最终完成又是在二被上诉人处，并主要利用了二被上诉人的资金等物质条件。在系争申请专利的研制中，上诉人胡某虽然作了有关的工作，但其实施的行为完全符合《专利法》及实施细则关于职务行为的规定，应属于职务行为。上诉人胡某与深圳唐锋、武汉大学签订的4·19协议、3·5协议等有关情节，并不影响对其职务行为的认定。所以，上诉人胡某诉称其行为不属于职务行为的上诉理由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不能成立。上诉人又诉称一审认定系争专利形成的起始时间错误，4·19协议之前上诉人胡某已掌握系争专利的有关技术。经查，1996年2·8协议的有关内容说明，此时上诉人尚未掌握系争专利的基础技术（即93专利）。上诉人提供的其他证据也不能充分证明该上诉理由。第三人武汉大学关于系争专利技术方案是自1996年7月后至1997年11月在被上诉人处最终完成的陈述与本案的有关证据能相互印证。一审判决关于此节事实的认定并无不当。因此，上诉人的这一上诉理由也不能成立。上诉人还诉称上海唐锋无原告资格。经查，胡某受聘于深圳唐锋和上海唐锋，并在此期间完成了系争专利技术。上海唐锋认为胡某擅自以个人名义与武汉大学申请系争专利的行为损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与深圳唐锋一起提起诉讼，符合法律的有关规定，上海唐锋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上诉人的这一上诉理由同样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

4.二审定案结论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八条之规定，作出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0元，由上诉人胡某负担。